我心里堵得慌，刚回到办公室座机就响了，接起来“喂”了一声，就听见一个女人像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一样开场道：“你好，我是xx县的xxx，感谢你接听我的电话，我的问题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她接下来的话会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滔滔不绝，又会像打翻了一筐子臭鸡蛋一发而不可收拾，赶紧表明身份：“你好，茆法官现在不在，我是实习生！”

无奈对方已经迅速进入状态，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一个劲地现场直播早已烂熟于心的内容：“我的案子是去年11月份起诉的，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我再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我听得烦躁，兜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对话筒里抑扬顿挫的女声说：“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接着放下听筒，接起手机。

内勤黄娟娟说单位正在组织给玉树灾区捐款，考虑到我毕竟编制在中院，问我是不是跟中院一起捐。

我说那就一起吧，捐款是应该的，早就想捐了。

黄娟娟跟我贫：“哟呵，看不出来，觉悟不低嘛。对了，领导通知了，科级干部最少500，处级干部1000。”

我一阵恼火，这个还有硬性规定？虽然即使没有这个规定，我的捐款可能也不会低于500，但这么一规定，整个事情就变味了。仿佛我们都是觉悟低下，需要领导们强制提醒我们要高尚一般。刚刚要被无私奉献鼓励起来的那一点点自豪感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我差点冲口而出“老子就不捐了又怎么地！”从感情上来说，我非常不能接受连献个爱心都要被行政命令绑架。没错，我有捐款的道德义务，但我也有一毛不拔的人身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堕落的权利，凭什么轮到你来提醒我要高尚？凭什么总有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为什么处级一千科级五百科员只能是二百五？谁规定的？

黄娟娟见我半天不做声，在电话里问：“喂？怎么了？”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她说：“哦，那我捐500吧。本来准备捐1000的，结果发现没那个资格。”

挂掉手机，从桌上拾起座机听筒，那女的还在兀自喋喋不休。我配合地“嗯”、“哦”了几声，就把听筒继续扔在桌面上。技术处的小伙子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内网用户名已经设置好了，我谢了几声，打开电脑登陆到个人系统，发现名下已经分配了40几件案子。我大致看了一遍案由，大部分都是离婚纠纷，不由得一阵头大。我暗想从我的面相哪里可以看得出我擅长调解感情纠纷了？把活的说死好的说离我还有点信心，要我劝人和睦相处导人和谐向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真是要了我的亲命了。

印象中在大学时我曾经这样劝过一个伤心欲绝的姑娘，结果却是相当地令人扼腕。

她是章小璐的室友，和其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同学一样，在毕业七年后我早已忘记了他们姓甚名谁了。她长得很清秀，不算漂亮但尚可远观，身材高挑气质淡雅，宛如一枝含蓄的雏菊。大二时她交了机械专业一个面容猥琐的男朋友，因为一封让她怦然心动的情书。她第一次将男朋友带给我们看的时候，那男的两只贼溜溜的三角眼盯在章小璐的身上转来转去。我当时就跟章小璐说那是个标准的好色之徒，章小璐的回答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结果半年后这位君子被我们捉奸在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当时他正昂首挺胸双手叉腰地矗立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颇具绅士风度地跟一个肥胖的女生操练后进式，而一个星期前雏菊姑娘刚为他打过胎。

我当场怒火爆发，一脚踢在他的作案工具上，将这个人面兽心的君子按在地上暴打一顿。他抱住我的腿说自己对雏菊是真心的求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章小璐心软了跟我说劝和不劝离，拉着我去跟雏菊姑娘促膝长谈。我昧着良心说了些温言软语的劝诫，我还记得说“哪个男人不犯错呢”的时候章小璐还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看了我一眼。雏菊姑娘梨花带雨地哭诉，悔不该当初施工不带安全帽，全因他说没有橡胶阻碍的接触才能交流最诚挚的爱情。结果我一腔柔情蜜意全化作愤慨，指挥朱舜尧带了一群小兄弟再次暴殴了猥琐男。

这次劝解之后是二人彻底的分道扬镳。伪君子真风流的面具被揭破，那小子在学校里再也抬不起头来。而雏菊姑娘成了舆论的牺牲品，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被演绎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荡妇。结果到最后她果然成为了一个荡妇，水性杨花，招蜂引蝶，像一朵庸俗并艳丽着的黄牡丹。据说全校半数男生与她有染，声名远播以至于外校浪子常常慕名前来朝拜。到后来长期夜不归宿，堕胎习以为常。在大学毕业前一个月的一个凌晨六点，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从教学楼的楼顶一跃而下，手中那封撕得粉碎的情书纷纷扬扬地从漫天飘落。起床后的我们赶到现场，只看到空地上留下的一大朵绽放的血色牡丹和散落一地染成殷红的碎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