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定自是争锋相对：“赵行长，如果说近些年富起来的百姓是靠着勤快，聪明，胆大。”
“早些年有钱的，哪个不是靠着祖荫？”
说到这里，杨延定直接点名：“譬如外间盛传的大周首富赵匡美，据说他的银子比国库还要多。”
“若他不是宋王的弟弟，他会发展得这么快？”
赵德昭站了起来：“杨大人，你什么意思？”
杨延定说到：“赵行长，我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赵德昭怒到：“杨大人，宋王这个爵位，也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是皇上恩典，是先父浴血奋战得来的。”
“倘有谁不服气，一样可为大周开疆拓土，建立功勋，封王拜侯。”
杨延定解释到：“赵行长误会了。”
“我并非针对宋王或赵匡美，只是想说明，当处在一个位置上，即便不勤劳，不聪明，不胆大，一样可以积累财富。”
“而普通人即便勤劳聪明胆大，却也很难有这样的成就。”
“你就是针对宋王府，”赵德昭怒到：“先父也非生来就是宋王，先祖也不过是普通百姓。”
“便与当时的大多数百姓一样，若先祖窝囊一生，我赵德昭想来现在也不过一个种田汉吧。”
“当时大家都是平头百姓，都是一无所有，可先祖宁愿拼命，所以才有了赵氏如今之景象。”
“大多数人不愿意拼命，他们的后代如今却怨起了那些愿意拼命的人的后代，这公平吗？”
赵德昭继续说到：“再说到赵匡美，也许他的起步比其他人容易一些，可财富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并非强取豪夺，并非贪赃枉法，难道这也有罪？”
他这么一说，又好像有点道理。
毕竟宋王的位置不是白来的，倘若一不小心战死，那也就死了。
而且我拼命打下了江山，为的是封妻荫子。
你让我拼命是为了其他人过得比我更好，对不起，现在是封建时代，我做不到。
杨延定反驳到：“赵行长，我赞同你所说，赵匡美没有贪赃枉法，没有强取豪夺。”
“可当他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后，便形同于强取豪夺。”
“就以织布为例，先前我在江南之时，便做过深入调查。”
“开一个十人的织布工场，对比开一个千人的织布工场，虽然启动时需要的钱少得多。”
“然而真正运转起来，一千人的织布工场，所需的成本摊薄下去，比十人工场实在少了太多。”
“所以一匹布，十人工场需要一元钱才卖得起，而千人工场五角就可卖。”
“如此下去，十人工场定然就是倒闭。”
“倘是有一定家资，亏了也就亏了。倘是穷尽积累，甚至还有借贷，这样老百姓还能活下去吗。”
“而千人工场则会越来越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一匹布的价钱是贵是贱，最终将由他们说了算。”
“杨大人多虑了，”赵德昭打断杨延定：“朝廷有反垄断律法，倘工场一家独大，最终必受到律法严惩。”
杨延定说到：“严惩又如何？钱进了国库，百姓并未享受。而且这不是钱的事，而是社稷的机会在减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当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贫者揭竿而起，社稷动荡，那些富者的财富同样也会被剥夺。”
“为了社稷千秋基业，必须现在就有所行动。”
慕容德丰听了半天，这才开口问到：“杨大人，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杨延定说到：“社稷若要稳固，老百姓须得有起码的保障。”
“以下官之见，当对那些富者课以重税，将此税收全部投入于医保司，义务教育司，以及修缮各地道路桥梁。”
“此即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慕容德丰思虑一阵：“这倒是个好办法，起码让百姓在出行，看病，教育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如此他们才能放心的自己去创造更多机会。”
“不可，”赵德昭说到：“倘课以重税，谁还愿做千人工场？如果都是十人工场，那岂非大大的浪费人力物力？”
“且原本规模化产出的成本很低的布匹，老百姓可以以更便宜的价钱买到。”
“为何要用那种小规模成本高的东西充斥柜台，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采买？”
赵德昭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规模化，集群化之后，生产成本将大大降低，但这样又容易让中小工场活不下去。
这就是个悖论，几千年来都没人能解决。
“赵行长谬矣，”杨延定说到：“倘大规模产出的布匹真的很便宜也就罢了，如此百姓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偏偏他定下的价钱，只为将那些小工场挤垮。”
“譬如现在市面上的布匹，由建隆布行，开宝商行，以及乾德商行三家垄断。”
“因是三家平分市场，并为违反社稷反垄断律法。”
“但三家布行老板沆瀣一气，正在一点点提高布价，甚至要高于十人工场的价钱。”
“如此算来，他的利润高达数倍，似此等无良商家，如何不课以重税？”
“况商人本为逐利，虽令社稷繁荣，但其本质仍是掠夺财富，须得提早设法打压。”
听到这里，赵德昭心中在冷笑。
原来杨延定就是冲着他来的。
建隆，开宝，乾德三家商行，实际的幕后控制人都是赵家。
只是为了避开反垄断律法，赵德昭钻了个空子而已。
没想到商行刚刚上规模，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引起了杨延定的反感。
实际上杨延定并不知道这三家商行都属于赵家。
或者说除了极少数人，在其他人眼里看来，这三家似乎是竞争对手，大有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呢。
杨延定的最终目的也并非抑商，而是让财富平均一些，这样社稷才能稳固。
杨延定久在江南经略，而江南又最重商业。
虽是资本主义萌芽不久，但他却已看到若干年后的弊端，想要设法解决。
但这简直就是在要赵德昭的命：“杨大人，如今社稷承平，家国富强，倘突然变革课以重税，令社稷动荡，你可是要负责的。”
杨延定淡淡到：“为了社稷长治久安，小小的动荡算得了什么？”
“小小的动荡？”赵德昭冷冷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况社稷本平稳，你又何必折腾。”
“臣记得皇上曾有圣训，”杨延定说到：“倘能造福子孙后代，咱们这一代人辛苦一些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能让社稷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平安幸福，咱们动荡一下又有什么。”
杨延定不是科举出身，不论说话办事还是，没有那种儒生的酸腐气。
久居江南，思维和思想也更开阔一些。
柴宗训很喜欢这样的思想，但他对增加重税还有疑虑，因为几千年来的问题，难道一个加税就能解决？
“二郎，关于征税方面，如何征，又如何使用，你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回皇上，”杨延定说到：“此事在臣心中盘桓已有数年。”
“首先，征税须专门成立一个衙门，由内阁专门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