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桑，你请放心，我绝没有这个意思，也知道你有法国政府的证件和证明。我只是想到这一路上很不安全，想尽可能的帮助你，你请放心，这两个部门我都给他们说清楚了的，即便有人查问也不会出问题的，而且，有这个证件在身上安全保障总是要多一些的，你说是吧？”

陈伯康装作即感激又为难的神色，给他的造成自己想收下，又难为情的心思，更不好意思开口说话了。

此时，轮船拉响了三声汽笛声，告诉要上船的人抓紧时间，船要开了。

“王桑，快收下吧，船已经要开了，再耽误时间，就上不了船了。有什么话，等你回来后我们再说！”边说便把信和证件装进信封，连同红木盒子一起装进了文件包后，放在陈伯康的手上。

陈伯康看到船要开了，知道不能再多说什么，说了声“谢谢”，提上大皮箱和公文包就登上舷梯上船了。

轮船这事也发出了沉闷而悠长的号笛，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陈伯康站在船舷看到赤木刚健正在向自己挥手再见，也同样举起了手向他再见。

随着轮船渐行渐远，码头也渐渐看不见了，陈伯康才拎着行李向船舱走去。一路上各色人等都行色匆匆，有拖家带口的，有孤身一人的，有衣缕褴衫的，有西装革履的，还有长袍马挂的。船上的旅客有白人，有黑人，还有棕色的人，但更多的是中国人。

陈伯康拎着行李一路直行，也不东看西看，心里却想起上次坐船的情况，上一次为了躲藏行迹坐的是货轮，白天呆在货仓里，晚上才能出来透个气，反正就是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的，对船员说话都不能大声暄和。而这一次，自己是正大光明的旅客，而且还住的是头等舱。

为了保证自身携带的物品安全，他请薛井辛帮自己弄得头等舱的票，万一有人偷盗自己的行李，发现了军刀和手枪，那才是叫后悔。

这是一艘有三层居住旅客的邮轮，缔属于英国，定期往返于上海和香港。最近，由于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船票一时间也紧张起来，没有关系的很难提前买到船票。

邮轮的普通仓在最底下挨着轮机舱，实际上就是货仓，堆满了杂物和行李，没有能够提供休息用的物件；二层是平民仓，整个就是一大通铺，床铺之间没有隔离物，通道被人和行李堵塞住，行走非常困难。

唯有头等舱非常宽松舒适，独立的休息间，还带有卫生间，有专人叫醒和提示吃饭的服务人员，显得非常文明。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陈伯康从内心里感到国家的虚弱和不强大，导致受到外辱凌虐，国民也遭受到非人道的对待。以他自己的看法，国家现在的情况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还需要很多年才会有所改变。

整理完房间，船已行至到外海，有侍应生敲门告知可以去餐厅用早餐。想着还有五天的行程，陈伯康穿起他的洋服，戴上墨镜，一身的穿戴自我感觉还不错，一副‘小开’的模样，关上门昂着头超餐厅走去。

吃完饭后的陈伯康不愿待在船舱里，看到很多白种人在甲板上或散步，或交谈、或欣赏海洋风光，想到闲着也是闲着，也就走到船头甲板人少的地方，靠着船舷看向远方。

甲板上是不允许除了头等舱客人的人员上来，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想着周围都是白种人，心中不由得怨气上冒，这些人平时欺压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看到日本人侵略中国作壁上观，还趁机大发战争财，他们赚的每一张钞票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想到这里牙根咬的吱吱作响。

陈伯康叹了口气，点燃一支烟抽起来，心中说道：“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自己这一次回去，说不定就被马上执行家法，背上擅自行动的典型代表，以证国法，哪还顾得上这些。如果能再重来一次，自己又会怎么选择？”

“呸！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要这样做，杀不尽的倭寇，斩不完的倭奴，我只恨杀的太少，没有太多！”他把才抽了两口的烟往海里一丢，狠狠地想到。

陈伯康越想越气，两手握紧船舷护栏使劲的拽着，给人感觉他要把这护栏给扭断一样。

“哟，这不是王助理吗，怎么使这么大的劲扭护栏啊？不过，你是扳不断这个护栏的，要知道这个可是钢铁做的，不是纸糊的。”

陈伯康心里很奇怪，在船上还有谁会认识自己，扭头看去，心中立刻就泛起了一股愤怒之意，说话的人正是两头吃黑钱，在公共租界警务处耍了自己的斯密斯。

“原来是斯密司处长先生，不知你怎么会在这船上，是休假，还是高升了啊？”

斯密斯抽着雪茄，潇洒悠闲的笑着走到他身旁，靠着护栏，看着远方，吐了一口烟，没有回答他而是反问道：“不知王助理是休假还是公务啊？”

“我？呵呵呵，既是公务也是休假。”

“哦，没想到王助理还得到一个美差，真是羡慕你啊！”

“这也算美差？呵呵呵，看来斯密司处长先生应该是高升了啊。”

“你说错了，我那是高升啊，我是被扁去服苦役了。”

“嘶，不可能吧。难得我们能在船上相遇，用中国话说，相请不如偶遇。咱们到餐厅里喝杯咖啡，好好聊聊，不知斯密斯先生可否愿意？”

斯密斯想了想觉得像这样一个人呆在船上也挺无聊的，虽然跟他并不熟悉，也不了解，但在船上没什么熟人，没人能跟自己说说话，解解闷，于是同意了陈伯康的提议。

旋即，两人来到餐厅各自叫了杯咖啡。陈伯康点了一支烟，搅动着自己的咖啡，没有说话。他知道既然这个斯密斯同意了自己的提议，就一定会说出他想说的话，根本不需要再让自己表露什么意图。

“王先生，我知道你对我心里是有怨恨的，要知道那次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我能阻止的，也不可能是我能够做到的。我只不过是在中间拿了点小钱，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叫做……顺水人情，对，就是顺水人情！你不知道，那些大头都被上面的人给吞了，而我因为分了一点小头，反倒成了他们的替罪羊！现在，他们又用这件事做借口，把我给派到香港的新界去。说是给我升了官，实际上是把我给弄到那去当工头！……”

听着斯密斯发牢骚的言语，陈伯康心中明白了自己营救失败的缘由，按照他说的情况，当初不管自己再如何的努力，最终也只能是失败，因为公共租界早已决定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唯一的不同的是用自己的介入，让日本人出了一次血罢了。

看着斯密斯愤愤不平的神态，陈伯康不禁恶向胆边生，“杀了他！给李氏兄弟报仇！”

和斯密斯分开后，陈伯康的脑海里就反复循环着两个声音，一个是杀了他，给你的同志们报仇，只要是敌人和敌人的帮凶走狗都得死；一个声音是不能杀，他是英国人，是租界当局的，他只是个执行任务的人，不能怪他一个人，一旦出现意外或者失败，就会给国家政府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是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