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这倒不是，而是臣担心朝廷的精力够不够财力是否支持。”申时行谨慎地回答，“可以说西南边陲问题由于鞭长莫及历朝历代都没有很好的解决，不知陛下有何良策？”

朱翊缓缓言道：“首先，必须得承认，土司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陛下，请问何为生产力水平？”许国立马儿不解地问道。

哦，说快了，不是一个时代的。

朱翊稍稍一滞，忙解释道：“生产力水平，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或者说是基础。”

许国点点头，尽管对他来说是个新鲜的词语，但好像不难理解。

朱翊接着说道：“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居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边境祸乱丛生，汉民被其摧残，当地居民也受其荼毒，这都是事实，且土司对朝廷叛服无常。”

“陛下所言极是。”

申时行与许国两都点了点头，包括冯保与陈炬也是。

其实他们哪个不清楚土司制度的危害？实行土司羁縻制度不还是因为朝廷没有能力解决吗？

所以他们更想听朱翊有何良策。

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都清楚，关键是如何有效解决。

朱翊又掷地有声地说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日益腐朽落后，废除它已成历史之必然。”

稍顿了一顿。

朱翊语气平和也放慢了一些：“想我永乐皇帝年间，铜仁等地的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永乐皇帝派兵平定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派遣可以随时撤换的流官担任当地官员。朕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嘛。只可惜那次改革仅仅针对于贵州叛乱的两个宣慰司进行，也就是说只覆盖贵州的一小部分地区，整个大明王朝西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落后的土司制度。”

“陛下，这也是朝廷无奈之举啊！”申时行感慨地接了一句。

朱翊又是掷地有声地道：“土司制度弊端日益明显，危害日益突出，倘若再不着手改革，终将会酿成大变，到那时候更是让朝廷头疼难办。”

万历年间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

。

“不知陛下有何良策？”

这已是申时行第二次问了。

土司制度存在弊端他很清楚，此刻他与许国只想知道解决的办法。

“朕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朱翊虽然做了大明的皇帝，可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也十分谨慎。

他缓缓言道：“首先，逐步试着推行改土归流，部分且合理地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朱翊的措辞也都很谨慎。

其实，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自明朝中叶开始，朝廷就已经在酝酿解决这个问题，因而到了万历年间“改土归流”的提法并不新鲜。

当时（也包括后来的清朝），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

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比如有土司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派流官接任；有土司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之后，派流官接任；有土司犯罪或反朝廷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流官充任；有向朝廷申请“改土归流”时，朝廷以从民意革除土司世袭改为流官……

改土归流是土官与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个矛盾，自唐、宋以来就长期存在，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求。

加上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又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

与此同时，土官日益与封建王朝闹对立，反对封建王朝对它的管辖。这种有损于国家统一的行为，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不能容忍的，只是有没有能力去解决国家实力允许不允许。

“眼下大明的实力允许吗？”申时行与许国听了不禁暗自问道。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在他们眼里，眼下的大明还真不具备这个实力，况且土司制度也不能一刀切全部废除这不现实。

少数民族不是分布于某一局部，而是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还有西边、西北、东北，尤其东北西北的问题都没解决，又哪有精力与实力解决西南边？

改土归流需要国家强大的实力做保障做后盾，否则只会更乱。

好在朱翊措辞谨慎，“首先”、“试着”、“部分且合理”。

反正在申时行与许国看来，若仅有改土归流，他们信心不大。

……

朱翊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也不会完全改土归流。

毕竟土司制度存在了上千年，肯定有其合理的一面。

而且在他看来，土司制度与他将要倡导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铭记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不能完全割裂。

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经验基础上的。

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

首先，它们在发挥土官带头作用上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重视土官的带头作用，同民族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本民族的官员治理。

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相似性。两种制度都是在土官统治的区域内，除臣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

第三，实施的前提也一样。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的管理。

所以说两种制度都是先民几千年来治理边疆经验的结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废除土司制度也并不是对它的全盘否定，不是说土司制度已经一无是处完全没有价值了。

即便终其明清两朝，哪怕是清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后，仍有不少区域还是遵循土司制度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