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东番正式命名为台湾。”朱翊接着道，“设立台湾府，暂时还是隶属于福建吧？不过，朕的终极目标是设立台湾行省，这得等到台湾稍富之后再说，但这是目标与方向。”

“臣知悉。”在申时行看来，这个目标好像有点，远大。但瞧着朱翊一副乐观、憧憬的神情，又感觉好像这个目标很快就能实现似的。

不过有一点他已经非常确定，包括朝中大臣，起初朱翊钧在海上遇难，身为首辅，他像朝中大臣一样，也认为朱翊兴许会选择不管不问，让朱翊钧自生自灭挺好，甚至还想着朱翊会不会像朱翊钧一样也暗中派人做手脚。

但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他现在完全看明白，朱翊不仅不会“谋害”朱翊钧，还会竭尽全力保护东番以给朱翊钧提供一片乐土。

尽管在他眼里让东番稳定富裕起来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可这是朱翊提出来的，又让他抱有几分信心。

总之，朱翊的这一波操作，让申时行明白：朱翊并不想朱翊钧不明不白地死去。

想明白这一点，申时行又问道：“臣还有一个顾虑，陛下如此重视东番的稳定发展，倘若番王请求朝廷经济上给予援助，答应吗？”

朱翊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

申时行微微一滞，感觉好像又想不明白了，口头上支持东番，却不提供经济援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是不是觉得朕不通情达理？”

“没有，只是臣觉得，倘若陛下想稳固、发展东番，却不提供经济援助，似乎，给人的感觉不过是口头支持。”申时行由着内心如实说道。

朱翊又是摇了摇头：“可申先生难道忘了朕还有一个大宏愿吗？”

“什么？”

“皇室宗亲已成为腐蚀我大明王朝的蛀虫，尾大不掉，朕早就想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只是眼下时机不成熟。朕的目标是：朝廷不再供养皇室宗亲，让他们自力更生。”

“这……可以吗？”申时行又一滞，但这次感觉很不可思议，这个目标比让东番发现富裕起来还要难呀！

要知道两百多年下来，皇室宗亲已经超过百万人口了。倘若停止对他们供养，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然而，只听朱翊掷地有声决定地回道：“必须可以。对皇室宗亲必须做出改革，否则大明王朝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像所有王朝一样，难逃衰败乃至灭亡的厄运。”

“可陛下，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吗？”

“慢慢来，朕相信有办法的。这下申先生总该明白，朕为何不答应给番王以经济上的援助吧？”

“哦。”申时行似有所思地点点头。明白当然是明白，但要说对朱翊的政策主张有多明白，似乎也不尽然。毕竟在他眼里，朱翊太大胆了。

但其实申时行当然清楚，皇室宗亲成为大明蛀虫尾大不掉的问题，早在张居正担任首辅时就已经提出来了。

在张居正看来，大明王朝存在五大隐患：第一宗室尾大不掉，第二朝廷无可用之人才，第三官员考核无据，第四军备涣散，第五财政入不敷出。其中财政入不敷出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

张居正将宗室的隐患摆在第一位不是没有道理的，只可惜张居正在十年改革途中也不敢触碰这个问题。

如今被朱翊提出来，申时行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

……

。

皇室宗亲尾大不掉的问题，由朱翊提出来当然不一样。

朱翊是皇帝。

张居正当初只是首辅，尽管当时朱翊钧也不亲政，基本上一切都由张居正说了算，可臣就是臣。

臣与君毕竟不一样。

如今朱翊明确提出来，申时行当然看到了一线希望。

虽然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也触及到皇室宗亲的利益，比如清田大计，将皇室宗亲占有的土地也扒出来不少，但朝廷供养皇室宗亲需要高昂的财政支出的问题依然束之高阁。

明明看到并指出这个问题，张居正在十年改革途中却没有采取行动，可见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可控范围。

想到张居正的改革，作为张居正的得意门生，申时行当然清楚其座主改革的脉络与方向。

张居正明确指出的五大隐患，国家没有钱不富裕，财政入不敷出，是改革急需解决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财政危机呢？其根源大致在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

一时间，不论是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兼并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而与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的局面。

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

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

但庞大的皇室宗亲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的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的人口急剧减少。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

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一千六百多万户，但到了弘治四年（即公元1491年）全国仅剩下九百多万户，虽然后来有所缓升，但明朝控制的人口数大量减少是事实。

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会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个根源，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

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种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

他们通常会买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

在这些因素的恶性循环下，明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张居正推行改革正是基于这种种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变。

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振兴国家财政，决定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力图推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经济改革。但在这之前，需要先整顿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