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

所以，不得不承认明朝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对明朝政治作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向来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

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最为完善，由此形成的明朝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

按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两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朝的言官确实声名显赫，在政治舞台上真正扮演了“獬豸“的角色，在诸多重大的问题中冒死上谏，秉直弹劾，做出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举动。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多次出现言官集体跪谏，不畏死难，或前赴后继，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朝没有哪位皇帝没有受到言官的规谏。

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

言官对皇帝的君德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诸如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搜刮天下、大兴土木、长期怠政等等，皆批鳞谏诤，彼伏此起，以致于皇帝也不得不忌惮。

除了皇帝，在明朝没有哪位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

如严嵩专权乱政，二十年间言官从未停歇对于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付出惨重的代价，弹劾严嵩父子的官员或被杀害或杖责流放，但从未停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朝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

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

冯保屡次被弹劾就是明显一例。

最近一次弹劾他倒是笑了，那只是形势所逼，之前每次都弹劾他都吓哭了跑到李太后面前求饶。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经济发展、边防维护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明朝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

面对权势与劣迹，言官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个群体前赴后继的风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明朝历史上，人们熟知的诸如夏言、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这个职位上留下了铮铮响名。

言官勇于直言极谏的高风亮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

在治国平天下这个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恪守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敢谏、以死而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然多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

当然，明朝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赋予言官这个群体以极大的特权，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也是明朝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明朝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

但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性，明朝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也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的衰败起了助推作用。

这便是朱翊不服气的原因。

此一时彼一时，准确地说应该是已经不太看好这个时期的言官了。

言官这个群体已经变了，起不到当初言官该起的作用。

……

。

这时候的言官已经成为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所以当朱翊听张静修骂言官瞎了眼时，非但没有反驳，还添油加醋不客气地道：“那些言官何止瞎了眼？他们还没脑子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言官都这样。”朱翊接着又补充一句，毕竟还有以身作则的好言官。比如此时还穿着破裆裤只有十岁（虚岁十一岁）的杨涟。

被朱翊一煽风点火，张静修更是气愤了，张嘴骂道：

“娘的，竟然弹劾我家宝藏逾天府？还以为我爹担任首辅期间贪污受贿了多少金银珠宝呢。老大，你平心而论，我家算富裕吗？”

朱翊微微一笑，如实回道：“还是比普通人家富裕的，只是宝藏逾天府太夸大其词了。”

朱翊当然知道张家并不富裕，因为万历皇帝抄家时，只抄出了二十万两银子，而且是张家整个家族，包括张居正的弟弟家。

这与同为首辅的严嵩相比，太小巫见大巫了。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抄家时，总查出了黄金一万多两，白银两百多万两，以及几千件金银珠宝首饰之类的。

与同时期的冯保相比，张居正这点家产也不算什么。

要知道抄家时除了张居正弟弟，他六个儿子有五个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都有官职在身。

如果与之前的大太监刘瑾抄家时的财富相比，那更是不值一提。据载，刘瑾抄家时搜出的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即便是张居正他一个人，在明朝做那么大的官儿，去世时就二十万两银的家产根本不算啥。

明朝官员薪俸的确不高，但普遍较富也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张静修当然清楚他自己家有没有钱有多少家底，父亲这样被御史攻讦，他的愤怒也在情理之中。

“我承认，我爹在生活上好像，确实算不上节俭，也知道外头有人说我爹生活豪奢，但我认为那是我爹该享受的生活，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难道不应该吃好喝好一点吗？”

朱翊点点头，他知道这是张居正的治世理念。

张居正曾明确说过：做人与做官不同，做人讲操守气节，做官首先是如何报效朝廷，造福于民。野有饿莩，你纵然餐餐喝菜汤，也算不得一个好官；如果你顿顿珍馐满席，民间丰衣足食，笙歌不绝于耳，那你依然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

这便是张居正的理念，也是他为何重循吏远清流的原因。

这理念同样被李太后所认同，所以像张居正一样，反对重用海瑞、邱那样的官员。类似的话，李太后在万历皇帝面前也说过。

所以张居正本人在生活上的确不算节俭，好吃好喝，外头还有女人。

张静修这样说，肯定心知肚明。他接着又说道：“可是，要说我家宝藏逾天府，那真是瞎了眼，正如老大所言，简直没长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