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辽东，你也要保重！”

“潞王爷，您原本计划何时出发？”

“当然越快越好，你除了请人，还有任务呢。有皇兄的谕旨，请人应该不难，难的是另一个任务。”

“微臣明白。”

第二天一大清早，曾朝节就带着万历皇帝的谕旨出发了。

这件事，朱翊暂时还没有告诉李太后，而万历皇帝也没有知会内阁和其他大臣。

也就意味着，曾朝节平静地去了辽东，没有引起几个人的注意。只有像冯保、陈矩等为数不多的，与朱翊密切接触过的人注意到了。

尤其是冯保，他越来越感觉朱翊在布局，布一个很大很大的局……如果是真的，那倒是他希望看到的，毕竟他幻想过。

当然，暂时没有告诉李太后曾朝节前往辽东的消息，并不代表李太后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相反她很快就知道了。

不得不承认，在紫禁城里，只要李太后想知道，就没有她调查不出来的，代替万历皇帝秉持国政十年，可不是糊里糊涂过来的。

这天，与朱翊一起用过早膳，李太后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儿，你让你哥派曾朝节去辽东作甚？”

感激不尽，先行叩谢！

“娘，请一个对本朝不利的人。”

在李太后面前，朱翊倾向于说出部分事实。

但也不可能说出全部事实。

“对本朝不利？”

李太后神情一紧，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儿子，急切想听下文。

“嗯，孩儿请皇兄派曾朝节去辽东，是想去请建州女真族里的一个人，名字叫作努尔哈赤。那是一个尚未崭露头角，但将来势不可挡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终非池中物。”

朱翊说这段话很认真，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

因为这阵子对他实在是刮目相看，所以李太后听得也很认真。而且相对于年轻识浅的万历皇帝，李太后更会捕捉信息。

她迅速敏锐地锁定了“建州女真”那四个字。

李太后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她对建州、建州三卫、以及建州女真有一定的了解。

北方的建州，是永乐皇帝于永乐元年（1403年）设置的，当时明朝欲压制北元残余势力，于是在女真聚居地设立了辽东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族的各个部落。

到了宣德八年（1433年），因为统治者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漠视，以及治边政策的失误，导致引发了“癸丑之役”，直接引来朝鲜军队第二次对建州的入侵。

当时建州部已经一分为二：建州卫和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即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时为建州左卫左都督（即指挥使）。

猛哥帖木儿于宣德八年被兀狄哈野人所杀，建州部被迫南迁，最终定居于辽东东部边墙之外、南抵鸭绿江的赫图阿拉一带。

建州在发展的过程中，明政府又设立了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

自弘治朝起，建州女真与辽东明军的冲突日益减少，由朝贡形成的贸易关系日趋活跃。

居住在辽东边墙之外的建州三卫，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他们使用的铁质农具、日常生活用品，主要依靠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获得。

建州女真前往北京朝贡的人数通常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向明朝进贡马匹、貂皮、人参、木耳等土特产品，然后明朝通过赏赐的形式送给他们所需要的衣服、彩缎、麻布和粮食等。其中，明朝最受欢迎的是女真人的貂皮，而女真最受欢迎的是汉人制造的铁锅。

然而，从弘治到嘉靖年间，建州女真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在鸭绿江流域不断发展壮大。

到了嘉靖末年，时任建州右卫指挥使的王杲，首先向明朝统治者发动挑战。

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杲领兵攻打抚顺，杀害明军守备彭文洙；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攻打凤凰城、汤站堡，杀辽东副总兵黑春……总之，被王杲杀死的明军将领还有几十个。

到了万历二年（1574），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双方各有死伤，明朝政府一怒之下，决定停止贡市贸易，致使建州右卫生计困难，王杲便纠集蒙古土默特、泰宁等部，大举进犯辽阳、沈阳。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迅速调集各路明军反击，一直打到王杲的老巢古勒寨。

那是对王杲的一次重创。

明朝消灭了王杲之后，朝廷接受了李成梁的建议，修筑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均位于辽宁省宽奠（亦可写宽甸）满族自治县境内）和张其哈喇甸子（今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境内）六堡。

这样，就等于是打破了由辽东边墙形成的汉人与女真人的习惯界限，再加上王杲被献俘于北京后，“磔杀”后悬首蒿街。

这发生的一连串事，引起建州女真栋鄂部首领王兀堂以及王杲子孙（尤其是王杲的儿子阿台）的强烈不满，导致这些年辽东战火连年不息就没有停过。

因此，以朱翊的后世观，觉得提及“建州女真”，应该是一个非常敏感抓耳朵的话题，很可惜从万历皇帝那儿并未感受到。

只不知李太后感觉如何。

所以朱翊认真说完后，凝望着李太后这个颇有能力的女人，仔细观察她的神情变化。

只见李太后紧蹙双眉，沉吟片许后，喃喃地道：“这些年来，建州女真让人着实闹心啊！对他们好一点吧，他们休养生息发展壮大，一旦得势，就蠢蠢欲动不老实了；可限制掣肘他们，不与他们贡市交易吧，他们又破罐子破摔，不断骚扰边境。打他们，咱又落不到一丁点好处；不打他们，他们又时不时地生事。儿你说，对付北方的那些蛮夷，有何良策？”

不得不说，尽管李太后是个女流之辈，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问题看得很准确。

无论与女真，还是与蒙古，反正跟他们那些人较真或是打仗，确实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想想，大明如同一大富豪，而女真或蒙古，还有其它少数民族这时候如同一穷得叮当响的乞丐，让大富豪与乞丐打架有什么意思？打赢了又能怎么滴？

打仗的结果好像，似乎，确实唯有一个：只有失，没有得。

但要彻底消灭他们，肯定又不现实。否则这个千古难题也不会留到现在。少数民族的问题从大汉朝时期就开始凸显出来了，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直到新中国“和平共处、平等团结、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确立后才出现好的转机。但也只是好的转机，直至今日仍有一些难题尚未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