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连死都不怕了，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于是强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时正好走到一家超市门口，我看到一个保安，立刻走了上去，焦急地向他问路。

保安热情地给我指点着，我感激得都想给他下跪了。按照保安的指点，我很快回到了专题部。其实我迷路的地方，离专题部所在大厦并不远。

刚一进屋，便有同事过来问结局，我自知吴老板要来看我是不怀好意，也就没对别人说，只说他没有拒绝。很多人都说，没拒绝就说明有希望。睡在我下铺的杭宗峦更是酸溜溜地说：“到底是靓妹，就是不一样。”

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杭宗峦三十二岁了，因为找不到工作，一直跑业务。虽然在房间里看上去又老又丑，不过化了妆还是很漂亮的，很会穿衣服，身材也好。听说年轻时是个美人，曾被一个香港人包过三年，赚了一些钱，但这些钱很快又被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孩挥霍一空，结果就落得个人才两空。不过她的业绩在我们这些人中却是较好的一个，据说她非常能死缠烂磨。至于怎样死缠烂磨，别人便不知道了。

赵直对杭宗峦很好的，他经常说：“在东莞，无论你有没有门路，给钱就行。不怕你道德败坏，不怕你年老色衰，只要能赚到钱，就是你本事。除此以外，所有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言外之意显尔易见就是，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能签到单的人才是有本事的。

我们宿舍住的六个人，除了小韩、杭宗峦、我及另外一个女孩子夏锐，其余两个人从来不出去。一个是做过英语翻译的蔡春妍，从前一家公司辞职时正碰上非典，现在非典过去也懒得找工作，看样子是把这里当免费旅店了；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小周，小周是在另一家公司做财务的，听说是赵直原来的女朋友。

私下里，很多人在一起便会谈到赵直的发家史。赵直原来也是跑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采编业务，因为业绩不好，穷得吃不上饭。就在这时，他认识了在酒店做了多年小姐的兰兰，兰兰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他接手了这个专题部，条件是赵直必须娶她。

听说小周当时闹得很凶，甚至自杀。后来三人达到协议：一三五七兰兰和赵直睡，二四六小周和赵直睡。但自从赵直和兰兰结婚后，小周便彻底死了心，再不去赵直房间睡了。只是每天一下班，就象死人一样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不说，不是没完没了地抽烟就是喝得酩酊大醉。

除了我和做饭的小韩，另外几个女孩抽烟都抽得很凶，她们抽的牌子大多是五块钱一包的软白沙。烟雾缭绕中，她们会骂男人、骂社会，讲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其中的奢华和与享受，放浪和暖昧，都是我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

忙碌了一天，最开心的是晚上聊天。女孩子在一起什么都说，当她们知道我曾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时，杭宗峦张口就骂：“你真是个傻b，这种男人太多了，他不过是玩玩你罢了，当你是免费的小姐呢，你还当真了？”

这话好刺耳，我的头立刻就大了，辩解道：“你别乱说，他很老实的，绝对不是那样人！”

蔡春妍冷笑一声：“男人我见得多了，只是象你这样傻的女人真的头一次见到。怪不得很多人都说工厂妹好骗呢，原来是真的。”

我求救地将目光转向夏锐，一向很温和的夏锐竟然也说：“海燕，真的是你傻呢。与其白和他睡，还不如傍个大款。坏男人太多，所以好女人才太少。不是我们偏激，实在是，在外面时间久了，特别是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否则，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我无语，等她们都出去时，我委屈地问小韩：“小韩，我真的很傻吗？”

小韩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想的。我老公在工地上做事，我刚来也在工地上做过饭，一个工头要包我，我拒绝了，我觉得不能做对不起我老公的事。但是，现在我有些后悔，你看这份工作，又脏又累，工资又低，每月才400元，为了省钱，过年连家都不敢回。”

听了这话，我更加不知所措了。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在家长和老师的教育下形成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再这样混下去，东莞会把以前的一切都从我脑子中连根拔起。

但己经走到这步，无论如何，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据说在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时，做采编这行的人全部发了财。但现在，那些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滑头，把名字印成铅字的虚名他们己经不再看重。所以我们这行现在很难做了。

明知道很难做，也还要做下去，我天天象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拿着东莞地图在这个城市四处乱撞。在金秋厂时，虽然交了办暂住证的钱，但暂住证并没有发到我手上。离厂后，厂牌被没收了，我又成了“三无”人员。按理说，我应该办一个暂住证，但我实在舍不得花那冤枉钱，于是就没办，以至于看到身穿制服的人就害怕。有时候在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个丨警丨察或治安员，我就会赶紧溜到路边，心里“嘭嘭”乱跳，还装作没事人一样悄悄走过去，担心他查暂住证。

尽管相对别的同事来说，我甜美的声音引起很多老板的注意，愿意和我见面的也很多。但真正见面，他们的兴趣却不在于签单，而在于我这个人。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长着丰满胸脯和漂亮脸蛋的年轻女人。

在吴老板之后，又有几个男性老板相继对我有暖昧表示，有的甚至直言要包养我。但除了和他们吃饭，我一个也没有答应。当然，签单也就不可能了。

就这样，我每天奔波在东莞的大街小巷，中餐都在专题部旁边的一个工地上。并不是那里的盒饭特别好，而是特别便宜，比专题部还便宜。三块钱一份，两肉一菜，还送一塑料袋的汤。那段时间，我穿着干净整齐的套裙，头发披散在肩上，在南方毒辣的阳光下，夹在一群浑身肮脏的民工中间，和他们一样提着塑料袋，“呼哧呼哧”地喝着汤。

好在，夹杂在民工中间吃饭喝汤的人，除了我，还有一些穿着更体面的男人女人。

日子象流水，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原本对我寄予希望的赵直态度越来越冷淡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只要能签单赚钱，无论采用什么手段，甚至上床都是值得提倡的。但我想的却是，如果我上床是为了签单，这和小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还不如直接去做小姐！

虽然我也曾想过不要这么辛苦，干脆找个有钱人傍着得了。宿舍里的女孩也劝我，趁着年轻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却让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按照规定，三个月内不签单要自动走人。即便是不走人，因为生活没着落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了。这段时间不断地跑来跑去，我身上留下来的钱全部花在车费上了。想到金秋厂也该发工资了，便于一个周日早晨坐上了直达金秋厂的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