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简短地说说这三件事吧，其实本算不上什么事的。

一位在部队时与我同中队的达县籍战友张，十多年后，因其爱人是重庆人而转业来到了重庆，在沙区工商局任职，并在后来认识了聂。

然而，在2011年，张为自己儿子所谓的一项官司事，竟然开口向聂借了一万元钱；

当时，聂向我征询意见，我估计以后要还上这一万元钱，对于张来说应不是什么问题，因而没反对。

然而后来，张失信了，并没按与聂说好的时期还钱，也没有向聂作出要延期还钱的任何解释。

那次，是一星期天，我们这个四人帮朋友在观音桥小苑聚会；

聂与妻樊一道，颇有些气愤地谈及到了张过期数月不还钱不打招呼的这事；

当时我没有多说话，而深深感觉到了张的为人处事有问题。

那时，我还在宗申供职，第二天上班时，溜到办公室外的花园里，与张通了一席话，督促他尽快地将这一万元钱还给聂。

结果张第二天就与聂通了电话，要了一个卡号，将一万元钱转帐过去还上了。

我怕张与聂为此事从此后会有隔阂，在后来众多战友都去参加的一个婚礼聚会上，专门安排张与聂两人见面了，并有一番谈话交流。

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之后的聂，对这事仍然耿耿于怀；

直到赵向我不解地说道，替他催促着还钱了这样的好事，为何聂会怨气于你呢？

赵说，聂的不解是不知我到底向张说了一些什么话，竟然能让张马上就把钱还上了。

我只有苦笑，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向张说过什么出格的话语呀。

张就是其中的一个。

（42）

聂在55岁退居二线当了闲职顾问后，我开始有心地向聂摆谈，是否可以在退休前，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开办起一个小而稳当的测量小公司？

当聂顾及到政策及政治方面的不允许，而不予考虑时，我则开始动员他，拿笔钱参股进入苏的那个测量小公司。

聂有拿到一些业务订单的实力，也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可去清理整顿好苏的这个混乱无比的公司；

同时，拿几十万元钱入股进来，亦可大力缓解苏这个小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

从长远来看，这样作，既可以避免聂自己公开办公司的不可行，又为聂进入苏的公司逐渐成主角，奠定了基础。

我一直向聂讲起过，我在宗申集团的工作中，所见识过的不少配套小企业的兴起及经验；

作为有恩于苏的人，聂也开始有些动心了。

然而，在一两年里，我们这个四人帮的多次聚会中，我所主导的撮合聂苏参股合作共同经营一公司的方案，竟然在苏这个小人一系列的反复无信用的拖延行动中泡汤了；

直至那一天，在小苑街头，那个八楼平台露天茶座上，聂当着两个四人帮众多朋友们的面，愤恨宣布，说从此后大家都不要再提这事了，自己并没有要参与苏的公司的打算，现在一家三口人的工资收入都较高，钱是够用的；

而王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了，以后也不要再搞这个话题的聚会了。

（43）

聂的这番话，让我有些意外，但我还是平静地接受了。

而后来，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三个多月后，聂竟然自己办起了一个测量小公司；

他大妹我二弟的一套空置住宅房，成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都有，测量资质证书也有，而法人代表则是聂的一个堂弟，原是测量事务所的一个老员工，辞职来领头组建了一个野外测量的班子。

聂自然是这家小公司不出面的老板了，我由此佩服聂的行动能力；

聂一直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这一摊，直至退休时，方将这个公司拆掉，并入红旗河沟的那个三人合股公司，业务经营更上一层楼。

我与赵一直都不明白，聂为何会在别人面前，怨责我当年试图撮合他与苏的那场合作努力呢？

当初他也是有心要办成这事的呀；

或许也正因苏的不愿合伙，最终才促成聂，走上了自办公司的大胆路子。

而苏的那个所谓公司，则正是在聂患上绝症的前一年里，开始趋于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