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隔壁的当铺三个月前做了一笔买卖，是有人寄卖。寄卖是当铺主营的生意之一，从中抽取佣金一成到一成五不定。
客人不是京城的本地人，自道是浙江的一个捐官同知，来京到吏部“投供”，打算在京里谋一处好出息的肥缺，没想到不通行情，银子带少了，只得将祖传的一箱字画交由当铺寄卖。
当铺里总有来当古董字画的，大朝奉的一双眼睛比古董店的掌柜还要毒上三分，一看东西都不假，但除了一件董其昌的小帖之外，其余的尽管真，却不是什么名家精品，估了估价，大概能值三千两银子。
但来客一张嘴非要卖三万两，而且不拆零也不讲价。大朝奉明知这个价卖不出去，不过为了不得罪主顾，只得暂时放在柜上，权当做个摆设，大不了摆几个月再还给他。
就这样一个多月无人问津，客人来问过好几回，后来自己有些气馁，主动降到两万七。就在降价后的第三天，有个陕北的古玩客到当铺里来逛，一眼就看上了那幅小帖，而且对别的几样字画也是爱不释手，说是有个藏画的名士，专集这几位的字画，肯出大价钱。没几天果然陪了个名士派头十足的土佬来了，一张嘴就给了两万两银子。
大朝奉知道碰上了冤大头，不肯轻易放过，便说这几样字画是寄卖的，客人要三万五千两。后来那名士又来了几趟，磨来磨去，磨到三万两成交。
大朝奉满心欢喜，除了佣金之外，多出的这三千两银子，全都归了自家，年底分红肯定是一大笔钱。
那名士坦言身上的银子不够，要去找朋友凑，先交了一千两的定金，要当铺立个字据，讲明若是十日之内不来取货，那么定金归柜上，如果等不到十天便卖了旁人，那么要倒赔他三万两银子。大朝奉觉得这么做是万无一失，便答应了下来。
又过了几日，有一天晚上店里已经打烊了，那浙江的候补官可又来了，一到店就风风火火地，说是家人汇了钱来，吏部已经打点好了，不过不在北京供职，而是要回浙江接个盐政上的肥差，所以要把那箱字画取走。
当铺里的人当然要劝他再等等，因为东西已经定出去了，等几日就可拿到银子。结果那候补官发了脾气，喝骂着说：“混帐东西，官面上的事你懂吗？爷晚到几日，差事就被别人抢了，一年十几万的出息呢，你赔我不成？”
好说歹说不行，非要取东西，要么就要银子。几个朝奉一商量，干脆扣除佣金，付他两万四千两的银子，等那名士来取货，自家便可稳赚六千两。
古允源听到这儿，已是不住摇头，插口道：“不用问，那名士自然是黄鹤一去渺无踪了。”
客栈掌柜叹道：“一千两的定金再加上三千两的那箱字画虽在手里，无奈赔了两万两，这当铺的东家岂肯善罢甘休，咬定了要朝奉再加上伙计们通赔，否则就全都辞退。这么一大笔银子谁赔得出？只能出店了，方才你们看见的那些打手，就是当铺东家派来撵人的。东家撵犯了错的伙计，自然是没人敢管了。”
古允源这才明白，想了想那东家做的也不算错，只是不该纵凶打人。
他还以为客栈掌柜讲完了，没想到接下来一句话才让众人听得傻了眼。
“你道那两个骗子是自来的吗？错了，派这两个骗子来的正是当铺的东家。”
连同小伙计在内，几个人都吃了一大惊。郝师爷先惊后笑，道：“这只怕是误会了，他自家骗自家，难道是耍着玩的吗？”
客栈老板见他们不信，有些急了，压低了嗓子说：“郝老爷您是老主顾了，我也不瞒您说，我们家在东城还有一家分店，那浙江的‘候补官’当初就住在我家的分店里。他取了银子，与‘名士’在房里吃酒，不觉就将这事说了出来，明白地说是被当铺东家所雇，每人能落一千两银子的好处。这话被我的伙计听了来，跑来告诉我，我这才知道的。”
小伙计听了一蹦多高，“那你当初为何不给我们送个信，也好报官抓这两个骗子！”
“根本报不了官！”古允源将这场骗局从头至尾想了一遍，冷冷地说，“报了官，让官府去抓谁？”
“抓、抓那个候补官啊。”
“人家让你寄卖，又是你们心甘情愿地留下东西垫付货款，这有什么错？”
“那、那抓那个名士。”
“那就更可笑了。他来买东西，付定银，银子不凑手，情愿不要那定，说起来是人家吃亏了，凭什么抓人家？”
小伙计被问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想了想不甘心，还要开口，郝师爷阻止他：“你还想说抓你们东家是不是？嘿嘿，没凭没据，到时候那东家反告你个诬良为盗。”
“您二位这话再对也没有了。”客栈掌柜点点头，“我之所以不去报信，一是怕那东家知道了报复，二是知道无论如何当铺的损失是赔定了，报官也无用。”
“允文。你听到没有。”古允源转回头对弟弟说，“这就是京城，在这儿做买卖，真是要一百二十个当心，否则一不留神，哭都找不着坟头。”
古允文早就听傻了，半张着嘴，此时才讷讷地问：“那这骗术如何防呢？”
“很难，从收定银，立字据那一刻起，当铺就注定了要受骗。”
“若是不给那‘候补官’银子，只将东西还给他……”
“那等日子一到，不，不必到日子，第二天那名士就会来取货，到时候你无货可付，字据在那里，就要硬赔给人家三万两银子，比现在的损失还要大。”
郝师爷也道：“这种恶刻的骗术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将来迟早要遭报应。”
“对了。”古允源问掌柜道：“说来说去，那当铺的东家是谁？为什么要对自家的伙计下这种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