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领了弟弟出来的大姐看我没有找到人，帮我出主意说，说不定你要找的朋友被抓的时候填的是假名，当然就查不到了，但你可以通过关系进去查人。就出点钱。说完，用手指了指门口执勤的保安。他的意思告诉我，可以去找那个人。
病急乱投医。何况，我认为大姐的话不无道理。
我于是找到了一个正在门口值勤的保安，请他带我进去查一下人。他听完，二话没说，在值勤室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就来了一个矮胖的人站在大门口向我招手，我随他去之后发现他其实是收容所旁边一个小店的老板。
有三个湖南小伙子等在那里。他们也是来领人的，却被告知人已送到博罗县杨村收容所了。也是刚才那个保安推荐他们来找这个杂货店老板的，说这人不但跟这里收容所的负责人熟，而且有本事叫杨村收容所将他们要找的人送过来。
小店老板口气很大，通话中声音洪亮，他在电话中喊：“明天有车过来吧，到时把那个人给我带过来！”通完话后，他就叫湖南小伙子交钱，650元，先交200元，余下450元等明天见人后再交。
湖南小伙子称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只能先给100元，余下550元明天见人后再给。小店老板同意了，并且打了一个收据，还落款署名，很像一副认真做生意的样子。
接着办我的事。小店老板首先声明：要找到人，给他100元，要没找到，给他50元。我找人要紧，没跟他讲价，答应了。
小店老板收了我50元钱后，就将我带到了查询处。我将刚才填的表格递了进去，说明了我的要求，表格出来时背面写了这样几个字：进去查人，叶，再就是某月某日某时。
我拿着这张表畅通无阻地进到关押“三无人员”的地方。里面按省份分几个区，每个区都用铁栏杆隔开，像监狱一样。
我一进去，就听到有人叫喊：“你是水电公司的吗？”“你是宏达厂的吗？”“你是泰和厂的吗”……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有的还赤裸着上身，挤在铁窗边，眼睛中流露出深切的企盼。
里面的干警用高音喇叭帮我喊人，喊了三遍后无人应答。我失望之极，也沮丧至极。而我更心痛的是，当我从那些监区路过，看到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时，我也有了那个失去侄子的保安大哥的哭意。但我同时也怒火中烧，瞪着要吃人的大眼看着那些丨警丨察和保安。我甚至想，要是我有十万、二十万，我将这些人都取出来；或者，我带两个兄弟，将这些看守的一个个制服，然后打开收容仓，打开大门，将他们全部放走。
可是，曾经满身理想的我，曾经营救堂兄的我，此时竟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无能为力。
5 弟弟找哥泪花流
从樟木头收容所出来，我真的急死了。我是快餐店的头，邱冬瓜是我从老家昌水叫来的，他是孩子的父亲，是父亲的孩子，是哥们的姐夫，是妻子的丈夫，是一个刚刚进入中年、除了喜欢喝点酒打点牌、整天乐呵呵的大脑袋男人！就这么一个男人，傍晚时分，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汗衫和肥仔裤，脖子上还挂着一条汗渍渍的毛巾，手里捏着一张5元钞票，准备去买一包三块五的烟。可谁知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像黄鹤一般，一去不复返，销声匿迹了。
我仍然找到那个店老板，交给他50元，让他帮我给杨村打电话，查查看有没有邱冬瓜这个人。电话打过去，等待对方查，约定10分钟后再打。再打过去，对方回答说没有。我非常失望。我这时跟店老板说，你免费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这个要找的朋友有没有其他名字，问到了，你还帮我去杨村问，我还给你钱。店老板大概觉得我给他的生意不少，就同意了。
可电话打到快餐店，除了听到敏儿姐着急的声音外，就无其他线索。敏儿姐说，邱冬瓜从小长得像个冬瓜，父母、邻居和村里的人从小就叫他冬瓜，后来造户口用的也是这个名字，正名、诨名都是它，并无其他分号。
那怎么办呢？
我只得抱微妙的希望，或者说本就没有希望，而是安慰自己、安慰敏儿姐、安慰陈江雄。我坐车去了杨村。
在杨村收容所，我找到了同样在收容所附近做生意的“能人”胖子。这胖子是樟木头那个店老板提供给我的，说只要我出点钱，他就能在收容所掘地三尺，找到我需要找的人，万一找不到，也能确定你下一次要找的方向。小店的老板说。
是的，就这个理。我来到杨村，就是抱着这么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想法来的，用排除法这么来找人的。
但杨村还是没有人。
我只得赶回樟木头。我无脸见敏儿姐，我陷入深深的内疚。
时间从失踪一晃就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冬瓜姐夫音信全无，这时罗伟松带着他的老婆也来到了我们快餐店附近的住地。尽管罗伟松结婚后和他姐姐家的关系越来越差，但毕竟是亲姐夫丢了，我和陈江雄都急着跳，他不能不有所表示，起码得对自己的姐姐安慰两句。
虽然罗伟松的到来对我们寻找邱冬瓜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但他在说话时有一句触动了我，让我觉得自己寻找时疏忽了。那就是，他说，联防队那些狗崽子有自己的治安室，他们有时候私自捉了人，关在治安室里，并不送派出所。关着干什么，一句话，要钱。有钱，他们马上放人，没钱，轻的，搜你身，打你几下，踢你几脚；重的，有打伤了的，有打残了的，还有打死了的。樟木头镇的那条东江，以及布吉二线关附近的那天臭手河，据说经常有死尸浮起。
我于是当即就让罗伟松开着他的大车，带着我和陈江雄到附近的治安室。我们当时住的地方不是半夏村，是在党归村。樟木头的一些名字蛮怪的，半的半夏，当的当归。不过，这个村不是当归的当，是党，伟大的党的党。来到党归村联防队治安室，我老远就看见曾经是我同事的弟弟在治安室里晃悠。他那时经常来找他哥哥，跟我也很熟，兄弟俩还三番五次的缠着要跟我学擒拿格斗，我也还真教过他们两招。他叫小杨，看他的穿着，就知道是在这里作威作福。
小杨看见我，就霖哥霖哥的叫。但我板着脸，不跟他啰嗦，直接问他，你们这几天捉人没有？小杨说，捉了几个小偷，还有两个抢小钱的，送派出所了。我问，那没有暂住证的呢，捉没捉？小杨说，昨天傍晚捉了十几个。我马上问，有没有一个大脑袋的，30多岁？小杨说，有，然后怯怯地问我，霖哥，是你朋友？亲戚？我一把揪着他的衣领，喝道，对，他是我姐夫，你们送哪里去了？派......派出所，小杨吓得结巴了，回答我。我于是拉着他就走，说跟我到派出所去。
来到党归派出所，就是昨天晚上我查过的地方。打开今天上午遣送出去的人员名单，可仍然没有“邱冬瓜”三个字。治安室的小杨便跟派出所干警说，那个胖胖的，叫江诸如的呢？丨警丨察指着名单内的一栏，我和小杨都伸过头去，果然有江诸如这个名字，可后面的地址是四川的，年龄也42了，即便冬瓜姐夫报了假名，但地址、年龄都不对。
我摇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