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冬瓜身上什么都没有带，无疑，他是被迷彩服们捉上了猪笼车。那时，我虽然有单车，但还没有扩机，那晚又恰好去跟一个女孩子约会，虽然被人家放了鸽子，心情很不爽，一个人在外喝了点酒，摇摇晃晃回到家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当得知邱冬瓜过个街道去士多店买包香烟就失踪了后，顿时喝下去的那点酒就全部稀释了。
二话没说，我骑着单车就去寻人。
这样的失踪，虽然奇特，但我有目标，我首先想到的是派出所。我不是去报案，没有人会绑架一个长着个冬瓜脑袋看起来就穷得叮当响的农民；更不可能一条狭窄的街道突然会裂缝，让邱冬瓜那么大的脑袋跌入了缝隙水沟；也更更不可能是外星人偷袭，樟木头市长不捉，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不捉，单单捉去了毫无研究价值的邱冬瓜。
因此，邱冬瓜的失踪，只有一条，就是中国这个和平年代里的盖世太保作祟，因为这许多年来，在樟木头经常有这样的失踪情况。慢慢地，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樟木头的普通百姓就不会想七想八，而是百分百地商量好了地一致通过地想到了“收容”。
收容，成了一个恐怖的字眼，成了淘金者们挥之不去的恶梦。
因此，在获知邱冬瓜失踪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时不时带给我们恶梦的辖区派出所。而且，我凭着经验判断，几个钟头前发生的事情，人应该还在那个地方，不会就送往了收容所。而无论是派出所，还是樟木头，其实都只需要一个字就可以解决，那就是——钱。在派出所，一般两百可以将人取回。如果运气好，碰上我认识的，说不定五十就成交，当然，运气特别特别好，上帝特别特别垂青，如像某某借了5月35号这个契机，捞了个末代皇帝的位子，有诸如这样的狗屎运气的话，说不定分文都不需要。
可诡异，也让我忍不住要骂娘的是，骑着自行车像运动员在三个派出所穿梭，竟然都没有邱冬瓜的踪影。皮婧，或许你会说，可能是我过于自信了，过于用经验主义来办事了。邱冬瓜出门一趟，怎么判断他就一定是被“收容”了呢？难道他不可以玩失踪，或者因赌博被索债的钳去了吗？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真的不可能有。如果他邱冬瓜是在岳州城，在昌水老家，那或许有可能，但不是——他是在这特区樟木头市！在樟木头市，只有这种解释才最合理！而既然派出所没有人，就有可能紧急送往了樟木头，甚至也有可能连夜送到了坪石、杨村。因为迷彩服们将人捉进猪笼车时，当天关在派出所虽然是常态，但并不是一成不变，有时候他们也会跟广大老百姓玩玩技巧和战略战术，何况，玩战略战术的不是他们迷彩服、红袖章，而是管理他们的人民丨警丨察。如果说他们迷彩服、红袖章没什么智慧的话，这人民丨警丨察就是满腹经纶、足智多谋的人了，他们会根据需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处理这些“犹太人”，反正他们有“希特勒”的尚方宝剑，有代表人民执法的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但我们不能随心所欲。我们是痛苦的群体。
我出门是答应敏儿姐今晚将人领回去的，可痛苦的我，现在找不到人，也看不到尸，我很着急，我没有脸面回去。
我于是打电话告知了情况，尽管告知情况的那一刻，坚强的罗敏儿哭了，但我还是决定先去找人。我花高价钱租车，当晚就去樟木头。“妹妹找哥泪花流”，我是弟弟，弟弟找哥也是泪花滚滚，我当时那个急啊......
当时我的身上有八百块钱，打定主意当晚在小旅店住一宿，第二天一清早就去收容所排队。我们这一辈子很多地方需要排队，买火车票排队，食堂打饭排队，拿着边防证过布吉关排队，有时候你们女同志上厕所都排队，谁知还有这到收容所领人也照样需要排队。
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吗？
能有办法改变吗？
我知道不能，起码暂时不能。我必须明天在排队的痛苦中，在对邱冬瓜的期盼中，享受痛苦。
4 力量如此渺小
樟木头冬天的阳光依然火爆，像守门的保安的脾气一样。
收容站门口，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站在一个小门的台阶上。他们满眼焦虑，满脸愁容，门上是“询问处”三个醒目的大字，门两侧是“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八个大字。看到这八个大字中的“热情”，再看看刚才还大声吼人的保安，和这本来就可恶的收容所，我就觉得作为普通人的悲凉。
上班的时间还没到，我们排着队慢慢等待。
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到这里来查询或保领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大多是走在街头被人带走的，是被当作乞丐收容的，或者没有暂住证，甚至有暂住证，而只是被抓的那一刻暂住证没有带在身上而已，而强行带来的。
亲人和朋友在不在这里，在里面挨没挨打，打得重不重？这些是我们考虑得最多的。因为关于被收容的亲身经历，平时我们随时能听到周围的人讲起。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个“人间地狱”。
“我弟弟在梅江的厂里打工，都办了暂住证，那天晚上下班后出去玩，暂住证忘了带就给抓起来，跟他们解释暂住证在厂里一点也没有用。”排在我前面的一位大姐很无奈地说。她问了我取什么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在不在里面后，更是气愤地说开了：“接到消息后我去梅江塘厦派出所查询，说是送到樟木头收容站了。昨天我赶到樟木头收容站却被告知‘没有此人’。都急死我了。跑回塘厦派出所说，还是在樟木头。我今天又来了。如果今天还看不见我弟弟，明天我就赖在派出所里不走。”
大姐越说越气：“我弟弟不是小鸡小猫，他是一个人呀，怎么抓进去就不见了呢？我这次来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见不到人，我只有死了！”
她还说，为了凑足赎弟弟的250元钱，她还没领到工资就被迫去借高利贷，100元到时要还120元。
听到这大姐的话，我心中不是滋味，在庆幸自己还算幸运的同时，也有打人的念头产生。我默默地学者鲁迅在心中喊“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一会儿后，上班的时间到了，焦虑的人群一阵骚动，但还是自觉地排着队。一个个在“询问处”，先是填一张“查询或保领被收容人员呈批表”。轮到我时，我立即在表上写上“邱冬瓜”三个字。
“找到啦，找到啦！”，我填好表，正在等待，刚才满脸愁容和气愤的大姐一脸兴奋地冲我大声叫嚷。可我回头看看旁边，更多的人是一脸沮丧。那个站我后面的保安大哥说，他年仅15岁的侄子前些天被“收容”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这次又希望不大，我有感觉，但我不得不来。“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他父母交待呀！”说出这句话时，我听到大哥的声音中含着悲戚。
找到了人的，就得马上交费。费用包括车船费、伙食费、管理费，一起合计是250元。“这是最少的数目，有的要交300到400。”交钱的大姐小声对我说。
“没有邱冬瓜这个人。”负责查找的保安对我说。保安同时告诉我身后丢了侄子的大哥，也没有。当保安对保安大哥说没有时，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场哭了，泪流满面。
我的冬瓜姐夫也没有。我的心拔凉拔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