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合伙开快餐店
我是1986年5月底的一天出具边防证，在武警兄弟的搜身查验中进入樟木头市的。那个时候，那个在南方划了一个圈的老人还没有南巡，还没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召发布，到樟木头去的人还不多，更没有达到风起云涌的地步。
八十年代，去樟木头控制得非常严格，身份证没有普及，但赴边证必不可少，而且像出国一样需经苛刻的审批。我从部队回来，受邀参加县里严打中执行死刑犯的枪决时，向严打办的领导提出了这一要求，才获准拿到了赴边证。
我刚到樟木头时，搭帮一个老乡的介绍，在市政府机关幼儿园里当了一名保安，而且一干就是四年。这四年，我大门不出，兢兢业业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其中三年受到幼儿园的表彰。
当保安，责任尽管重大，但工作也最清闲。在清闲的工作中，我的最大爱好就是看报纸，听收音机。
1986年，正是樟木头转型的第一年，我见证了这个城市许多的全国第一。
比如，樟木头市一把手易主；比如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股份制企业相继成立，率先在全国搞股份制改革试点；比如华侨城首期工程全面动工；比如梧桐山隧道贯通，隧道长达二千多米，为国内当时最长、最现代化的公路隧道；比如最激动人心是全国第四届“力士杯”健美大赛的女运动员，首次穿上“比基尼”走上了舞台。我作为男人，那个时候能看到你们女孩子不穿衣裤，在台上光鲜地暴露，简直让我血脉喷张。
我那个时候，还为工作、生活在这里而感恩，虽然现在也感恩，但现在没有了当时那么多的激动，更没有觉得这里一切都是美好。甚至，我认为，发展越快的城市，越掩藏着罪恶。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1990年过完春节，陈江雄，我的穿开裆裤长大的兄弟终于忍不住樟木头的诱惑，背着个行李包到樟木头来投奔我。陈江雄来的时候，办了边防证，也有了身份证。我们的身份证都是1988年办理的。我春节没有回老家，陈江雄把身份证帮我带到樟木头。
陈江雄要我介绍他也去做个保安。我说做保安没出路，也没有出息，我自己都要抽身出来，不如我们一起到某个工业区租个场地开盒饭快餐店。
陈江雄向来比较听我的话，尤其是我当了几年兵以后。当然，另一方面，我当了几年保安，虽然工资很低，但还是积存了几千块钱，有能力开成快餐店。
我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门面看好了，只差租下来去买炊具、设备和桌凳了，但我感觉两个大男人炒菜做饭始终受掣肘，应该邀个女伙计加入。陈江雄刚结婚，也刚做爸爸，老婆在家带孩子来不了；罗伟松的老婆倒是去年就来到了樟木头，但带着两个孩子也没时间。最后，还是陈江雄熟悉老家，说罗伟松的姐姐罗敏儿又没教书了，正无事可做。她以前来过樟木头，在工厂做得好好的，是村里的领导叫她回去继续代课当老师。她或许有教师情节，又回去了。可教了几年，还是没有人真正帮助她转正，又再一次被人代替，再一次失业。
我说这样的话，马上打电话。我对罗敏儿有好感，那年她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帮工厂到樟木头收容所取人。我那时身无分文，眼看着就要送清远去捶石头，是罗敏儿发现了我，抵掉身上的戒指，用400元捞了我。讲起来，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罗敏儿听说是我李霖为头开快餐店，也乐意合作。她是一个为人豪爽、办事干练的女子，她的加盟无疑锦上添花。这样，我们的快餐店就紧锣密鼓地开业了。我们的工作分配是，我为头，罗敏儿主厨，陈江雄买菜。当然，我不是当甩手老板，我必须联络附近工厂的业务。我因为在樟木头有了几年，已经完全可以用粤语来跟本地人交流，诸如“冰咯”、“丢你老母”之类的话都能驾轻就熟、随口就来。因此，我来负责外勤是第一人选，甚至，刚开始，那采购蔬菜的工作都是我带着陈江雄去的。
快餐店开了三个月，生意异常火爆。樟木头市是非洲草原，在樟木头市活动的人们，几乎都是迁徙的角马，流动性百分百，因此中午吃快餐的也百分百，晚上吃快餐的没有百分百，也有百分之五六十。生意一好，我们三个就忙得每天像兔子下山，连滚带爬。后来在我的提议下，罗敏儿动员她在家作田的的老公前来帮忙，也顺便解决了他们夫妻两个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论说，陈江雄夫妻两个也是处在银河系的两边的，但陈江雄是男人，真忍不住了，可以去夜店里坐。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陈江雄老婆的孩子还小，老婆不方便来，而罗敏儿的儿子已经五六岁了，交给爷爷奶奶带没一点问题。
不测风云就出在罗敏儿的老公到来之后。
罗敏儿的老公姓邱，叫邱冬瓜，脑袋大，是做厨子的料。为人没什么追求，抽烟喝酒打牌，尤其是喝酒，样样会。罗敏儿做他的老婆，真的有点委屈。但邱冬瓜对罗敏儿出奇的好，只要罗敏儿允许他工作之余喝酒打牌，他什么都听老婆的。
因为人性格好，又待罗敏儿好，我就称邱冬瓜为冬瓜姐夫。
冬瓜姐夫做了厨子，采买任务就交给了罗敏儿，陈江雄这时转为专门看店、招待客人，我呢？照常跑外联络大宗外卖业务。
邱冬瓜来樟木头的半年后，就是年底。这样一算，我们的快餐店也开了一年了，大家都赚了点，每个月各自能分到四五千，对我们来说，是发小财了。卖盒饭不需要增加固定投资，也无需成本折旧。我们每个月算账，每个月分钱，除了一万块的流动资金不动外，其他一分不留分下去。当然，这一万块留在我的账上，大家也都没意见，毕竟我是首先倡议者，是店子的元老之元老。
我那时买了两个车，一个是自行车，外出专门联系业务用的，一个是三轮车，是每天送快餐用的。我这三轮车，和部队的边三轮没得比，不可同日而语，边三轮是摩托式的，而这三轮车是脚踩的。每天中午脚踩三轮车送快餐，我必须跟着。我之所以跟着，是因为总有人欺负不会讲粤语的他们。当然，除了不会讲粤语外，还有其他的麻烦事，比如那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就喜欢也很容易找他们的茬，但假如我在，他们就不敢。倒不是我脸上写着“王”字，而是毕竟在樟木头这里做保安做了几年，有不少联防队员认识我，还有即便碰上找茬的，我只要一亮手，见我那架势，就都怯场了。
白天有我罩着，晚上我又再三交待不要出门，因此，大家相安无事，平安发财，到快要过年了，喜笑颜开。
可正是元旦节过后的十来天，邱冬瓜去街道对门的士多店买香烟时，像崔颢的诗里写的，黄鹤一无不复返了。
3 邱冬瓜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