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哥哥跟指导员打招呼了，哥哥的朋友跟指导员是朋友，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既然指导员说了，说明是真的，也说明哥哥对我的前途是很上心的。

虽然高兴，但在道谢出门时，我还是犹豫地对指导员说：“写材料、写稿子是文书的工作，我这样越俎代庖能行吗？”

指导员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像压根没听到我刚才问话似的，问我会不会使用照相机，我回答了参军前哥哥有照相机，教我用过后，才抓住我刚才说出口的那句成语话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还知道越俎代庖？很有文化嘛！”看我没有积极反应，才说：“文书是通过努力争取的嘛！”说着，意味深长地一笑。

我心里乐开了花，立刻朝指导员敬了一个响亮的军礼。

第八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83年开始的严打中，“流氓罪”的几率非常高

难怪指导员让我采访明星死刑犯，因为她不仅仅是个死刑犯，而且是个女死刑犯；她又不仅仅是一个女死刑犯，而且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死刑犯。

她的争议，是因为她的流氓罪行，或者说行为。指导员要我来，也许基于这一点。但当然也使我纳闷：为什么指导员仅仅要我采访女明星，而没有说采访其他死刑犯呢？

采访明星死刑犯的记者来了好几个，他们是真的记者，而我还有点山寨。我除了在穿武警制服这一点上，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外，其他跟他们比，是无任何资格和优势的。不过，方便的是，我只需记录，提问就让他们进行。

这个演员并不是很漂亮，除了穿着性感外，外表没有更多特别之处。而且，我用性感这个词，在当时是过于超前，甚至淫秽的。

也许，她被判处了死刑，就基于她的超前，而并不是罪行。

我在这里不能公布她的真名，只能以“红”代替。红当时的穿着确实很新潮，因为新潮而显得性感。要知道，她这样以性感的姿态出现，也非常符合她的“罪行”——流氓罪。

流氓罪，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很大的一桩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83年开始的严打中，因流氓罪判处死刑的几率非常高，甚至高到令我咋舌。

在有法院法官和我们武警同行的监督下，采访开始了。

采访首先被一个同是女性的记者提出问题。这个女记者说：红你是大学生，还演过不少电影，观众都喜欢过你，可你为什么要作践自己，走到今后这个地步呢？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我在采访开始的五分钟前，听到过记者们的议论，说红先后和不下于10个男人睡过觉，是中国目前最下流的女流氓，而且，还听说，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如此，我也正想问她这个问题，于是，举着笔等着她回答。

红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是作践自己。“作践”这个词是你说的，你认为的，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性爱是人类的幸福元素之一，享受性爱是作为人的权利，我作为女人，我也有这个权利。

你后悔吗？又一个男记者问，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报社，但我听到他问得很温婉，似乎有一些同情。

红没有回答，而是不假思索地摇头。在她摇头的那一刻，因身子的晃动，而磨动了胸脯上的绳索，以致白白的脖子露出了更多，那丰满的地方差点就蹦跶出来了。

我当时一阵脸红。

我这脸红，并不是说我就多么纯情，读者朋友也都看到了，在参军前的那次晚上看电影，我就胆大包天地去强行吻过软绵绵。但我又必须向各位交待的是：我那次行为，显然是一种少年的冲动和好玩，而并不是说我就多么的厚颜无耻，我照样是和大多数处男那样，看到女孩子和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和女孩子，会脸红的。

又一个男记者提问：你对淫乱作出这样的认识，是不是你小时候有过什么不良刺激，比如性侵犯？

这个男记者提这样问题时，眼睛死死地盯着红的胸脯，显得贪婪和狠毒。

红咧嘴一笑，然后侃侃而谈：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推理？难道诉苦的一定是祥林嫂？愤怒的一定是鲁迅？我告诉你，从小到大，我家境都很好，受过良好的教育，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出版社编辑，我从小得到他们的爱护和保护，没有受过任何伤害。如果真要讲伤害的话，就是这一次......

红喝一口水，又说：我读过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作品就是爱情作品，或者说跟性爱有关的作品，比如《简·爱》，比如《飘》，比如《红与黑》，比如《红楼梦》，比如《金瓶梅》，比如《浮生六记》。

你认为《金瓶梅》也是好作品吗？

我一直想问红的问题，当红谈到文学作品时，谈到跟性爱有关的小说时，除了她上面所说的那些外，我还想起了初中二年级时我从罗伟松那里偷偷借来看的《少女之心》手抄本。我尽管看过淫秽的手抄本，但对于《金瓶梅》，有些猎奇和渴望，却不敢逾越，事实上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书。

红认真地盯着我，好一会儿，弄得我不好意思后，才很友善地回答我说：是。

又一个女记者问：红，你的生命过于年轻就结束了，我们很惋惜。我很想挽留你的生命，尽管我有可能做不到，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并不是主观意志的，是带强迫性的，是那些男人欺骗你或违反你的意志的，你不妨在最后时刻说出来，也有可能......

红在吃最后一餐早饭到现在接受采访，是被打开了手铐的，她此时在记者话还没说完时，举起手来打断道：谢谢你！但我必须对自己坦白，对我内心有个交代，那就是，一切都是我的所请所愿。

面对女记者坦诚自己的内心后，红又面向所有人，带着微笑，更加坦诚地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红这最后的话，至今还在我的笔记本上诉说着历史，让我等惊叹她的先知先觉。

一旁给死刑犯验明正身的法官大概觉得这样的采访越来越偏离主题，越来越成了女犯的邪恶宣传，便突然吆喝一声，大声喝道：“你真是死不改悔！”然后将所有的记者都驱赶开了。

最后剩下我，我跟我们中队的副射手交谈时，法官悄悄对我说：你凑什么热闹？

我当时确实觉得自己是凑热闹，但同时，我又反复在心里询问自己：红跟10个男人睡觉，有可能造成他人的家庭伤害，但判决的事实陈述中，虽然有不杀不得以平民愤的表述，却并没有使他人家破人亡的事例，那么，能罪以致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