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到刑场后，我的那些不直接执行枪决的战友们和公丨安丨干警们，马上圈起预定的一块地实行了戒严，而作为射手的我们，便在车子停好后，二话不说，架着死刑犯就往规定好的地方拉。

尽管作为副射手，我什么都是“副”的，但死刑犯从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一刻起，腿就几乎立不起来了，到下车时，就已经完全瘫痪了。如此，这时的我就必须和正射手配合，一左一右将死刑犯架到刑场，不得有丝毫懈怠和手软。

10名死刑犯，被我们这些射手像拖猪一般，弄成一条直线跪在草地上，背朝我们，头向山坡。

死刑犯与死刑犯之间相隔很近。我的左边是周彪悍一组，周彪悍此时看都不看我；右边是另一个班的战友，但他们执行的是一个女犯，且女犯还很漂亮，我由不得多看了一眼。事实上，在万人大会上宣判时，我就注意到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个字不高，脸型很秀气，眼睛也很有神，一点不像是要到地狱下油锅的，好像是去当大鬼或者小鬼的太太似的。她犯的罪行是杀人——连同*夫杀亲夫。

10个死刑犯都没有发出声音，比我昨晚上想象到的要老实一百倍。

我们都作好了准备。

正射手握枪的刺刀已经打开，刺刀刀尖抵在死刑犯的背心，即脊骨也就是心脏后方位置。

我作为副射手，呈立正姿势，神情紧张地站在一旁。因为犯人的老实，我根本无需用手去捉拿住犯人。

黄冈老兵抽掉死刑犯背后的死刑牌，抽出来的那一时间，我分明瞥见死刑牌木尖的位置沾有血迹。我的心战栗了一下。

我非常紧张。我努力迫使自己站稳，立正的姿势保持标准。

指挥官在喊着“预备”，其手中的令旗也扬了起来。

当令旗扫下去的时候，“砰”的一声，并不很响，像天空沉闷的雷。

死刑犯倒下——很顺理成章地朝前扑下。我眼前这个过往的“校长”生命已不复存在。从道德上来说，他结束了他的罪恶；但从生命上来说，这样被结果，尤其是死前那杆带血的死刑牌，让人心颤，也让人不忍。

可是，他竟然还没有马上死亡。他的身子在抽搐。

验尸的法官将死刑犯身子扳过来，脸朝上。

法官朝我挥手。

正射手早就离去。他只管放一枪，死不死都是副射手的事。

我被逼到了墙角。

我纳闷黄冈老兵技术竟然如此差劲。

但我错了。眼睛一搜，发现旁边的周彪悍那里也是如此。再搜，10个副射手中除我外，都端起了枪，身子站直，个矮的还踮起了脚尖，枪口朝下，直接抵在死刑犯的胸膛。

“砰”又是沉闷的一声。十个补枪同时响起。

死刑犯彻底歇菜。

我眼前这个过往的“校长”瞳孔增大，验尸法官翻起他的手指时，手指充血。他是名副其实地死了，是我送他最后的花生米。虽然我此时身子发颤，口干舌燥，但我并不怜悯他的死去。

只是，我突然感觉到心口像怀了孕一般堵得慌。

第六节 那天我在回去的路上，就心理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棉花

后来我们知道，并不是老兵的枪法差，而是中队长这个家伙为了历练我们新兵的胆略，而故意给我们补枪的机会。

战争是残忍的，人类也是残忍的，如果撇开死刑犯的罪恶不说，那么中队长就是让我们从此沾上杀人的鲜血，让我们彻底撕破心底间的那层柔软。

那个时候，法院还没有法警，枪决死刑犯就是我们武警机动中队的事。作为机动中队的长官，他必须培养我们这样的射手。何况，1983年开始的严打，到84年时，已经愈演愈烈，不说每个月有死刑犯枪毙，也是隔三岔五地要执行。第一次动枪了后的我们，自然下一次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正射手。

如今，法警第一次执行了死刑犯的枪决后，第二天就会有心理医生给你抚慰和咨询，而那时的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

那天我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就像塞了团棉花一般难受。中午，我没有吃午饭。晚上，我又没有吃晚饭。不是我故意不吃，而是我吃不下。我为什么吃不下，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不想吃，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干，脑海中老是出现刑场的场面，老是出现那个“校长”。多少次强迫自己不去想，可它偏偏就不听使唤，像夏天的苍蝇似的，赶都赶不走。

但我是班长，即便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可我还要去关照和关心周彪悍。我明明中午、晚上都没吃饭，却装着很有精神地跟周彪悍说话。

周彪悍蔑视地看着我，对我的讨好话不予回答，最后被我弄烦了，呛我一句说：“你省省吧！一边歇着去！比我还没有承受力，居然还来劝我！要不是我不想当这个狗屁班长，早就没你的份！”

我心底冒火，想还击，但再一思量，得！他是我们班唯一和我执行过死刑犯的战友，真正的战友——唯一啊——难得啊！

于是在第三天，真正能吃点饭的时候，我将母亲寄给我的苹果选一个最大的，恭恭敬敬地送给周彪悍吃。

第七节 指导员让我明天清早去采访一个死刑犯

一个月后，中队第二次执行死刑犯，我虽然过了那段“周期”，对下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了心理准备，不会再像怀了孕似的。但这一次，中队长又选拔8个副射手，并没有用我和周彪悍这样的“老手”。

我原本以为就这样“没事”地过去了，谁知当天晚上，排长就大声喊我，说指导员有请。

指导员是管全连的思想工作的，当然，也管宣传工作。但我当时想，是不是某个新选的副射手冒着遣送回家的危险死活不去，而要让我替代呢？

可进办公室后才知道，指导员让我明天清早和中队的副射手一起去看守所，但不是执行，而是去采访一个电影明星死刑犯，写篇报道，拍几张照片，反映社会现实，歌颂严打成果。

指导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我们连的战士本就对他有好感，此时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心里即刻产生了知遇之恩，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指导员询问我有什么问题时，我才鼓足勇气地问：“指导员您怎么让我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我可从来没有写过通讯报道呀！”

指导员呵呵笑了两声后说：“哦，是这样。第一，你的钢笔字写得还不错，我喜欢。再就是你每一次写的思想汇报，条理清晰，语言顺畅，错别字不不多。你初中毕业，虽然文化不是很高，但写作这个事情，不是凡是大学生就能写的；第二嘛，你哥哥是乡政府的干部吧？他有一次跟我的一个朋友来找过我，说要我关照你。我怎么关照你呢？只能从你的特长中寻找。现在这是个机会，就看你的了。”说着，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型照相机，又递给我一本书，我接过照相机，再一看书，是《新闻写作学》。

确实，除了我不是初中毕业，参军时弄了点假外，其他都是真的。尽管初中没有毕业，但因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钢笔字写得漂亮，各种故事书、小说看了不少；哥哥李舸是守电话总机的接线员，也算是干部吧。因此，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指导员的关照，当文书、上军校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