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子是谁？”陈江雄又挽了挽袖子。那年头流行穿的确良衬衣，咔叽喇叭裤。的确良并不是什么好布料，陈江雄一路走一路晃荡，挽起来的袖子就掉下去了，因此，陈江雄总是不忘挽自己的袖子，好像只有袖子挽起来才显得神气一样。其实，在我看来，陈江雄他那绛红色的裤腿拖地的喇叭裤就够神气的了，羡慕得我要死。我和李毅穿的都是蓝色的小喇叭裤。我姐姐是裁缝，我和李毅的小喇叭都是我姐姐做的，而陈江雄，她姐姐是工农兵大学生，据他吹牛说，裤子是姐姐从省城岳州带回来的。

罗伟松是走在前面的，平时做事起哄他最起劲，但此时他盯着录音机男，踌躇不前了。那年月，录音机就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能够提着“奔驰”、“宝马”的人，不是在外面做生意发了财的，就是爹妈“是李刚”的。罗伟松显然既不知道录音机男是谁，也畏缩那录音机男的神气。

“是阳公子。”站后面的李毅淡淡地说。

“阳公子是谁？”陈江雄像害怕他人抢了问话的头彩，急忙问。回过头看是胆小的李毅回答的，便不相信地又问：“你怎么晓得？”

“他妹妹是我同学。阳公子就是欧阳乡长的崽。”李毅又淡淡地说。

罗伟松后退半步，小声说：“陈江雄，那莫惹哟！”

陈江雄此时的袖子并没有滑下，但仍然习惯性地右手在左胳膊上一卷，凶巴巴地说：“个把社长算个**！李霖，你赌不赌，我上前去跟软绵绵打个啵！”

罗伟松此时后退的半步又移上来，立在我后背，在我肩头敲了一下说：“要是我打赌，我就赌李霖去。来的时候，我去喊李霖，他娘老子说，今天是李霖十八岁的生日。我看李霖去跟软绵绵打个啵，才有意义。”罗伟松这小子最会煽风点火，又说：“我们和软绵绵是同学，打个啵不算什么，李霖和李毅去才算有本事。”

李毅白了罗伟松一眼，转身就要走。

说老实话，我除了中午吃了荷包蛋外，还确实想用另外更有意义的东西纪念一下我这十八岁的青春，于是扯住李毅说：“怕什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看老弟我的本事，我就去跟软绵绵打个啵！”说着，我就作着跃跃欲试的准备。

不远处，虽然黯淡的灯光下看得不是很清，但软绵绵那白衬衣衬托出的饱满、喇叭裤勾画出的风韵，委实让我随时都产生着冲动。

李毅的身子挡到我前面说：“李霖，莫乱来！这可是耍流氓！”

陈江雄很不情愿，但也煽风点火地说：“李霖，要表现就看现在。旁边的‘录音机’我替你挡着！”陈江雄说完，左手又在右手的袖口上捋了一下。

罗伟松也说：“是呀，我们有四个，他‘录音机’只有一个，不怕，上！”

陈江雄喊：“上！”

这时，堂哥李毅反而将我的身子朝前一推：“你就上吧！”

尽管我知道，李毅是生我的气，说的反话，但我此时大脑充血，青春膨胀，荷尔蒙爆炸，在跑了两步后，停下来，喊了一句“绵绵”，然后悠悠地走上去，立在“录音机”和软绵绵站着的中间，将“录音机”阻隔，趁软绵绵不注意，双手快速伸出，抱住软绵绵的双肩，将身子朝我的面部扳过来，我的嘴巴快速飞过去，“啵”的一声——打上了。

软绵绵像踩了蛇一般惊叫。但没来得及掴我耳光，我就似兔子般跑了。“录音机”既懵了，也大概顾忌手中的录音机宝贝，而没有追赶我。而且，除了软绵绵惊叫一声，让一些盯着屏幕的人眼睛好奇地朝我这方向搜了搜外，更没有一个多事的人来追赶我。

我竟然如此地成功！

但我认真地说，这一吻，这一啵，我无任何感觉，很多书里描写初吻是如何如何美好，女孩子的嘴唇是如何如何性感，我对老天发誓，我没有。

我唯一的收获是，陈江雄、罗伟松对我的钦佩和赞扬，再就是我身后另外一些男人们的哈哈大笑和女孩们的怒目。

第三节 李霖、周彪悍，你们作为副射手，没问题吧？

1984年武警是刚成立不久的部队，那时大多数城市还没有正式的特警和防暴丨警丨察。我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通过体检、政审合格后，参军来到了省城岳州成为了一名武警新兵，并被分配在机动中队，即机动连。

其实机动，跟特警差不多，负责整个岳州市范围内的巡逻、应急出动和押解执行、搜索等工作。我们中队人不少，虽然没有正规军一个连的200编制，但也满了100。

新兵训练中，我胆子大、表现佳，各项成绩不赖，从而分配进了机动中队，还当了班长。

机动中队在武警中是装备最好的。那时，当其他的中队没有摩托车时，我们中队有，当其他的中队不是守桥就是在看守所站岗时，我们可以天天开着摩托在外牛叉。

但地球上的事儿一般是牛叉和傻叉并存共举的。

一天晚上紧急开会，中队长、指导员组织，脸色凝滞，弄得气氛分外紧张。指导员说，大家都是骨干，都是积极分子，明天中队有重要和紧急的任务，需要选10名队员当副射手，现在举手报名。

大家或多或少知道射手是干什么的，但具体并不知道，尤其是对副射手这个概念没有认识，于是就有嘴快的问指导员。

指导员润润喉正准备说，谁知中队长嘴更好，抢着答道：“他娘的，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想想自己嘴巴不文明了，自嘲地笑笑，又说：“就是枪决死刑犯的执行人。这次任务正射手为老兵，你们是新兵，就作为副射手。如果正射手没有击中死刑犯，没有让死刑犯一枪毙命，作为副射手就该补枪，这就是副射手的职责和权利。明白吗？”

台下远没有以前那么回答得响亮，大家瓮声瓮气地回答：“明白。”而且，气氛比刚才更紧张了，整个会场和刚才比，似又进行了一层净化，更鸦雀无声，每个战士应该都跟我一样，心里咚咚咚地敲鼓。仿佛现在中队长和指导员要从我们中间选10个人拉出去枪毙一样，不但没人举手，更祈祷着不要轮上自己。

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去结束罪行累累的死刑犯，也不愿意揽下这桩活！中国老祖宗对婚姻都说，劝合不劝散，何况现在不是劝散一桩婚姻，而是结束一个的生命。

我平时喜欢发言，炮筒也大，但此时，将头缩了缩，衣领拉了拉。

我发现，大多数都在缩，另外几个曾信誓旦旦要入党、比我还积极的班长，即使没有缩头，也面情难看，像拉屎拉不出来一般。

不缩还好，我一缩头，便引来了我班里几个家伙的目光，他们大概这么认为，假如一个班选两个积极分子当副射手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是我这个班长，然后便是副班长；但如果一个班只选一个的话，那么，我该当仁不让。

但我要“让”，我没有举手，我等待着机会让他人争取。

中队长和指导员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冷场，没有发威，眼睛从每一个队员身上搜过，但并不在某一个身上停留，倒是我们排的排长，此时站起来，眼睛鼓起来似个灯笼，训斥大家道：“怎么啦？都哑巴了？手都举不起来了？平时一个个都不是很牛叉的嘛？现在怎么熊啦？这样怎么上战场？啊？！”

“上战场不一样。那是杀敌当英雄。”我听到一个声音嘟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