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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基张大眼睛望着我：“有这种事？太邪门了。”

“别打岔。更邪门的还有后头。”我说，“给我也上支烟吧。”

李大基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烟斜斜地叼在嘴上，点燃，猛吸一口，然后拔出来塞进我嘴里。很严肃地问：“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哪里也没有出毛病。”我尬尴地笑了笑，吐出一圈浓密的烟雾。

我说过，那个下午对我来是永生难忘的一个下午，沮丧和懊恼一直围绕着我，这感觉比一个穷光蛋输了一百万还要糟糕，没有钱还可以穷快活，而做男人的基本能力丧失了，那这世界就太他妈的没有公平正义了。

杨西倒是善解人意，她一直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怂恿我。她先后摆弄了七种姿势，更换了三个地点，甚至主动请缨帮我做了一次Oral sex，最后，她失望地摇摇头，说我那玩艺儿认生，不适应野外拓展训练。

这个结论我并不认同，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油菜花地里有过成功的经验，我并不争辩。因为事实已经无声地宣告了一切，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能做的只有低着头，感到无限羞愧。彼时我终于明白，男人最可耻的行为不是当**犯，而是该你硬的时候，你却变成了一个软蛋。

在我混沌的记忆中，我对1996最后一个下午的行踪是模棱两可的，我曾不止一次的怀疑我去参加了工会组织举行的庆典活动，我混迹在排山倒海的人群中，与所有的爱国者和伪爱国者一起，拉着横幅，高喊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等香港真的回归了，我去派出所办证件时才知道，香港回归不回归与我并没有多大干系。它不回归，我去不了，回归了，也不能随便去。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我经常不明真相地跟着另一群不明真相的人们走上街头，干一些看上去很正义，实际上很蠢的事情。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那个下午我去了工业区后面的溜冰场，因为那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第一次“打波”就在那里，“打波”和“打洞”都是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和女人有关，只是两个动词的行为地点不同。那天下午我不小心将一个女孩绊倒在地，然后很有礼貌地从背后环抱住她的两只丨乳丨房，把她从地板上攥起来。女孩站稳后含着羞赧跟我说了声谢谢，转身滑着旱冰轻快地飘走了，我望着她忽忽悠悠的背影，手心残留着“打波”后柔软的气息，感动极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么性感的波了，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每周至少发生一次。事实上，那个溜冰场因为湖南帮和四川帮的一场械斗，早在十一月份就被当局取缔了，所以我肯定，那个下午我不可能去溜冰场。

那么，那个失魂落魄的下午我去了哪儿？

几经求证，后来终于还原了历史真相。那天我傲然屹立在杨西比葫芦还圆润的翘臀后面，迟迟没有动静。杨西恭候多时不见主子大驾光临，心知李逵遇到了李鬼，莞尔一笑，仰首收臀，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便独自朝山下走去。

我不好意思跟着她，假装发呆。我想等她走远了，再好好研究一下那玩艺儿，早上还好好的，翘得高高的，还源远流长的尿了一泡尿，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我正冥思苦想哩，突然听到短促的一声—嘶—

杨西的大摆裙挂在一块石头上，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雪白的大腿清晰可见。杨西哭丧着脸回头看我，眼里充满了憎恶。

“真倒霉，回不去了。”杨西说。

“这有什么倒霉的啊。”我往前走几步搀住杨西，“要不，天黑了再走。”

杨西嘟着嘴说：“都怪你，讨厌。”

我确实讨厌，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一个男人，思想上是个猛男，行动上是个软蛋，你说他能不让人讨厌吗。

想走也走不了，想做也做不了，杨西憋了一肚子怨气。她靠着一棵树说：“让我开心一下，给我讲个笑话吧。”

“不会讲。”我说。

杨西瞪了我一眼，无趣地说：“那我讲吧。”。

杨西的故事是这样的：

九岁的时候，她遭到了村里一个老头的侵犯，老头给她买花生糖，给她买玩具，给她零用钱花，叮嘱她不准告诉家里人，否则就要“咔咔”，老头用手比作一把刀，在她面前挥了一个“×”的手势。再大一些，杨西知道那是一种洗不尽的耻辱，于是对男人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憎恨，整个中学时代，她不允许男生碰她的手，就是不小心碰到了，也要用香皂洗好几遍。相反，她对女生的喜欢却与日俱增，她会因为喜欢的女生与另一个女生或男生要好而吃醋，烦躁，失眠，焦虑。有一次，她居然当众扇了某男生一耳光，因为某男生总是在放学路上等她喜欢的一个女生。

老师看出了苗头，像发现了新新人类一样，将她调至最后一排，暗地里叫同学离她远点。她的中学时代像一只离群的鸿雁，没有朋友，甚至没有说话的人，学校里有她不多，无她不少，她的存在寂寥而落没。唯一让人不能轻视的是，她成绩还不错，居然考了个重点大学。

上大学以后，她也试图交过几个男朋友，走马观花似的，没有一个修成正果。不是别人对她不好，是她心门打不开，没人能走进她的内心。说来难以置信，她每次赴约都戴一幅白色手套，夏天也不例外，乍一看高贵得像戴安娜王妃。如果不是觉得太招摇，她都准备戴口罩了，事实上她确实买过一打口罩，只是没有找到好的机会，如果校园里发生禽流感，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我问杨西，那不是瞎折腾吗，这算哪门子恋爱嘛，难道是为了救赎灵魂？杨西叹着气说她也想让男人亲近，只是一嗅到男人的气息心里就堵得慌，有一种天旋地转的失重感。

“那干嘛要去招惹别人？”

“因为我知道问题所在，我必须医好自己。”

“结果呢？”

杨西说：“结果是我父亲的手，帮我克服了心理障碍。”

“某个署假，我迷上了相学，天天拿父样做样板，父亲苍老枯黄的大手，渐渐削除了她对男人的恐惧感。”

“那现在能接受男人了吗？”我好奇地问。

“也许吧，我想试试。”杨西眼里流露出真诚的光芒。

我豁然想起什么，指着杨西说：“你在利用我？刚才。”杨西笑了笑：“你让我利用了吗？”

这话说得够狠的，我丝毫没有反驳的余地，只有一声叹息。

杨西和老头的故事并没有终结。

我们去白石山的第二天，杨西就休假了。杨西的说法是，她痛苦地微笑了许多年，隐忍地微笑了许多年，她压抑得太久了，再不解压，她就要爆炸了。解铃尚须系铃人，她被狗咬过一口，这会儿，她要去咬狗一口。

杨西说，她是带着极大的仇恨踏上回乡旅途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去报这个仇。一个弱女子，即没有带枪，也没有拿刀，包里也没有藏毒，她所谓的报仇，就是要完整地站在那个老头面前，告诉他，她好好的，一点儿也没受伤。当她真的如愿以偿时，她却失望了。

那个老头已经不是老头了，而是一个糟老头。他佝偻着身子，驻着拐杖，行动迟缓，满头杂乱的白发和满脸刀刻的痕迹预告着生命的迹象正在衰败，他甚至认不出她是谁了。

这时候，她完全可以踹他一脚，像个泼妇一样在他脸上抓出几道血印子，或者给他一个耳光，再不济，可以指着他骂一句王八蛋。她没有，她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表示也没有。她试图在他浑浊泛黄的眼珠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很遗憾，没有。

她突然就后悔来找他了。

她听人说老头很可怜，两个儿子不孝，你推我，我推你，都不要他，儿媳妇嫌他碍眼，干脆把他扫地出门。村里的好心人，给他匀了一间放杂什的屋子，这才得已苟延残喘。

杨西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说。

走的时候，杨西不知所以地给老头留了五百块钱。当然，老头并没有说谢谢，只是老眼昏花地看着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起。

他不知道，眼前站着的她，是一个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