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回来后我和祥子带着挣来的六万元现金，再一次来到风衣厂。用这六万元当定金，我们包下所有库存，近四千件。当然价格是第一次定好的二十元一件。
我们通过铁路，把货直接发到满洲里，然后在满市的中苏友好路上的边城旅社租了间房存货。就这样，这批货卖完已经是九一年春天了。我们俩掘到了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每人三百万人民币。名位看客，要知道在九一年，兜里有十万元就是大粗管子了，何况是三百万。
哪时的我，完全是一副小人炸富的嘴脸，好象这辈子就够吃够喝了，钱是永远也花不完了。
记得第一次在国内找小姐，是在北京当时一个叫大富豪夜总会的地方。好象在海淀魏公村附近，当时的包夜价是一千五百元！哪时狠下心来干这行的女人，真是发大财了。当我第二天早上给小姐点出十五张百元大票时，那小姐以为我是海外归侨，非要让我带她出国。在她眼里，国人是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干这事的。
九一年夏天，苏联解体前，我在后贝加尔认识的安德烈突然来到北京，他说是来中国探亲，顺便来看看我。在酒足饭饱，撑得开始往椅子下出溜的时候，安德烈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满洲里，但我这个人没有多大志向，小业主的我回答他的是，我想去莫斯科玩玩。
安德烈当即表示可以，邀请函他回去就发。但后话是给他发二千件羽绒服。这就是典型的俄国人，典型的欧洲人。给人一毛必索五块。当我多年后习惯了和这种强盗人种打交道时，再回头审视我学过的，以德报怨的，以sb老孔头为代表的所谓〝如家〞学说时，我忽然感到心如刀绞。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有多少，有多少年，没有战争？有多少人死于战火？而〝如家〞思想为什么没有让我们这个民族，强盛而团结呢！
第二章 泪洒莫斯科
带着三万美元现金和二千件羽绒服，我来到了世界名城莫斯科，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街道宽阔建筑优美的城市，我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安德烈在火车站接上我，把我安置人民饭店。由于当时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并不多，也就没有市场。当时都是在饭店包间客房，白天开门卖货，到了晚上就睡在货包上。但当时货卖的很好，到货后最多一两天肯定卖完，最牛逼的时候，货还在路上，卖货的钱已经进了腰包。
莫斯科对我这个即不懂俄语又认识道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大了。由其是地铁，我永远也下不对站，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四年我离开这去了别的城市。
由货卖的太快，经常断货，闲来无事必生张飞，在安德烈临走时给我介绍的翻译，一个四十多岁的二毛子的带领下，我开始经常上驻地附近的地铁站去招鸡。以至于在那拉活的大部分鸡我都脸熟，其中一个，后来还救了我的命。
新翻译叫科夫，由于没货他经常不来，一天傍晚，我实在无聊。那时电脑我还没见过哪。便一个人出了饭店，往地铁站我的乐园方向走，可能下午无事水喝多了，突然内紧，四周一看确实没人，这要在国内也就掏出来撒啦，在这还真是心虚。我努力想着这附近那有厕所，正在我快憋不住的时侯眼前出现了一个厕所标志，我想都没想，闪身进入拉开挡板站那就撒。就在这时旁边突然站起一个人，我定睛一看，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毛子，她看着我惊恐的样子，脸上竞然露出一丝笑容。我椤在那，不知是该跑还是继续。只见她镇定地提好裤子，其间我刚好瞄到她的私处。
在我万分干尬时，她推开挡板若无其事的走了。我这才缓过神，撒丫子跑出了女厕所。
误入女厕所的事，后来还发生了多次。
九一年夏天对于莫斯科来说，是极不平凡的。每天街上都有集会和游行，克里姆林宫墙外有大批军警在维持治安。对外国人更是严加盘查，但恰恰这时从国内涌来大批淘金者。
客观讲，这第一批来莫斯科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北京和东三省，那时见不到福建人和浙皮子。而这第一批人中底潮的占大多数。经常听到的对话就是，哥们茶淀二分场二中队，你呢？另外一个答道，我天堂河的。
在这，从圈儿里上来的人是一个团伙，没进去过的是另外一个团伙但相对低调受气。
因为几乎都卖同类货，只是花样质地不同，因此大家开始相互借货窜货，为的也是少闲呆着惹事。但这为日后出现强买强卖种下了恶果。
由于当时政局太乱大部分中国人都回国避风了。我走的那天早上，从电视上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和叶利钦会谈的新闻。
现在想想，就冲戈巴乔夫八九年到中国来，公开支持那几个吃软饭干不成大事的家伙，说明他本人没什么政治家的水平，下台是分分钟的事儿。但他在俄国百姓心中的形象极差，只略强于斯大林而低于列宁娜更远远低于普京娜。
当我一九九二年再次回到莫斯科时，苏联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熟悉的国名：俄罗斯。
而这时的莫斯科大街上仍然是列宁娜的雕象和cccp的标志，只是政府机关挂着的旗子改成了三色旗。
这时的商人以北京人居多。天坛红桥的，西单百花的，东单夜市的。凡是北京有名的市场都有人来到这里，但那时，大家都有正式签证，合法居留，不象后来的浙皮子和福建人，大部分靠老乡以旅游的名义带进来，然后黑着身份在那混。直至今天他们中大部分人仍然是这样，偷鸡摸狗般的生活，丨警丨察一没钱，就抓几个他们这样的人，然后他们的老乡再拿钱往回赎他们，这次估计是真赎不出来了。
中国南方很多省份的农村里早就没有党的领导了，他们说话办事只认老乡。老乡说行就一定行。什么叫法律，什么叫文化差异，全然不懂。我亲眼目赌过一个十八九岁的浙皮子，在兵菅市场门口，大白天当着满街男女老少撒尿，当然最后结果是被人打的满脸是血。打人者故然不对，但你的行为不该打吗？这是公共场所，不是你们村头，打你！该！
北京帮在九二年，九三年，九四年逐渐达到顶峰，此后慢慢地淡出了莫斯科。而那时我们白天作生意，晚上去赌场，夜里还得抱着俄国大娘们挺进中原。
当然最要紧的是卢布每天贬值，一天不贬个百八十块到不了天黑。那时我卖货收钱用的，是一个俄式皮箱，每天卖多少钱，跟本不知道，一到下午三点半立刻拎起皮箱，钻进我的〝播了**〞轿车，直杀银行，按即时牌价换回美元，只有这时才知道这一天挣了多少钱。在我印象里，我最多一天卖了一个多亿旧卢布的货，这在当时圈子不算最多的，但接着晚上去赌场就花掉了二万多刀了。
一九九四年的莫斯科，和苏联时期相比，己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时莫斯科的华商己经有二万多人，光是中国人聚集的市场就有五六个，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而此时生意己经开始走下坡路，卢布依旧在每天贬值，而我的同胞依旧在玩中国人最拿手的自杀游戏，价格战，特别是那些刚到莫斯科的福建人和浙江人。
众所周知，这两个省，是我国四大造假基中，假货质量最为低劣的省份，多少后他们这一荣誉才被安微和河南超越。
由于偷工减料使这两个省的商人一举用超低价策略击败了其它省份的商人，因此，在莫斯科反复上演了北京人和东北人联合抢打杀这两省商人的恶劣案件，一时间，莫斯科华人圈里，血雨醒风，帮派林立，很多帮派雇用俄国本地人对同胞进行抢劫。
现在才回过神来，我们的大使馆当时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