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运说起
过年，是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事，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我们也想回家，在岁末与岁首，与最亲的人团聚在一起，回家，这本是个温暖的词汇，但对于几百万中国人来说，返乡，却成了一件让人困惑的事。任凭你归心似箭，开往家乡的列车却总是一票难求，
回家难，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
我们总是对票贩子恨之入骨，大骂他们的无耻，愤怒地认为是他们对票源的垄断才造成了我们在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里，孤独地露宿在火车站的广场上，远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任凭爱人在家望眼欲穿也无能为力。但当我们的愤怒稍微冷却之后，相信我们也会问过，普通人已是一票难求，票贩子为什么就可以垄断？若是没有内应，这可能发生吗？新闻媒体总是对其做重点报道，难道监督部门就从来没有想过中间环节哪里出现了问题吗？难道政府部门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么多人有家不能回是一种尴尬吗？
如果我们愿意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简单的社会现象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每年都要背井离乡到千里之外的异地打工呢？谁愿意远离自己挚爱的人，漂泊在陌生的城市，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历史源头——它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的历史一样长，尽管这些流民在盛世之年有了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但就像逃不掉的宿命一样，王朝在更替，这种宿命也在反复循环，流民得到安置后很快又失地流落，而中国大部分王朝的更替，流民就是其直接原因：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之后奋起反抗。这与我们今天的流民形成的原因几乎一致：都是因为生存问题，不得不四处流浪。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流民是受到战争的威胁，或被剥夺了土地，从而无家可归，今天，我们的流民虽然没有遭遇战争，也没有被剥夺土地（少数人可能已经遭遇了这种不公，比如房屋被强拆），但却同样面临着生存问题，遭遇着被美化的看不见硝烟的财富分配战争，他们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家乡找不到容身之所，为了养儿，为了养老，他们终于背起行囊去到了遥远的地方。
春运难，财富分配不均才是主因。这种不均又是表现得这样淋漓尽致：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均，同一地区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巨大发展差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均，工薪阶层与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
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彻全国各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我们暂且不管党和国家是否真有决心这么做，先来看一看这个美好的愿望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输出之上的，当然，这种输出还包括廉价的劳动力，那么东部地区发达以后，会“帮助”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吗？
中西部的矿产资源已经输出给了东部地区，而工农业的发展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东部如何帮助中西部呢？靠东部的资方到中西部投资吗？那么中西部地区吸引资方的热点是什么呢？农业？虽然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但因为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不利，很多地区仍处于较为原始的耕作状态，农业很难吸引资金。
那么制造业呢？因为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远离港口，交通运输很不方便，而中国的制造业又主要依赖外贸，这种不利条件也无法吸引资金进入。除非有一天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廉价到抵消交通运输的费用，资金才有可能被吸引到这里，但这种状况已经说明东西差异已经到了极限，更谈不上共同富裕了，更何况，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多半会选择远去东部沿海城市，而非呆在故土。
服务业更不会帮助中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没有任何工业做支撑的服务业也就没有了服务对象。当然，这些地区或许可以开发一些原生态的自然资源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东部游客，但因为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加上水土流失等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很多地区的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那么可以指望中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靠国家力量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吗？比如在此投入资金发展高技术和新兴产业，这些适合发展高新技术的人才以及被东部的高新和便利的生活吸引过去了，还有什么人才愿意来到这里？事实上，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像不同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一样，发达国家永远只会剥削和压榨发展中国家，而不会帮助他们，而国际上也没有任何先富带动后富的成功案例。
现在，北京上海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大都市，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却从未被记起，于是，人们继续颠沛流离，过着候鸟一样的迁徙生活，不同的是，候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家乡，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才飞到遥远的温暖地带，而中国百姓却恰好相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背井离乡，只有在短暂的年假里才得以与妻儿团聚。
当然，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太过忙碌，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4亿的庞大人口需要他们管理，百姓们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的时间是长是短就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了，但这不等于这种现象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全国人口都涌入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之后，造成它们的超负荷承载，城市职能无法全面发挥，这必将造成治安混乱。一线城市的居民居住面积狭窄，当人口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邻里关系很容易发生摩擦，比如为了门前的一个鞋柜而发生口角，交通也变得堵塞，公交车超负荷运载，当汽车的运载能力小于需要搭车的乘客数量时，匆忙的上班族便把秩序丢到了脑后，人人争抢，这种时候很容易发生摩擦甚至会造成伤害，而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会每况愈下，人们的生活垃圾将会堆积如山.
当然，在拥挤的都市生活中最受伤的，还是这些流动人口。虽然一线城市的建设是建立在底层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基础之上的，但当局者只看到了他们带来的治安管理难题，于是就想用户籍制度来打压他们：你们可以选择留在这个城市，但城市不需要承担保障和保护你们生活的职能。
于是，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畸形制度之下，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人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户籍人口享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体系，流动人口却从来没有任何名额，有些人的孩子自出生开始就被安排进最好的学校，享有最优越的师资配置，而有些孩子却要相方设法才能接受教育。
这两种反差明显的待遇激化了两个基层的矛盾，“仇富”并不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而是在特定的制度下的特定产物，即便你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也会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而遭受怀疑，当然，最后受伤的永远都是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却从来没有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感觉，他们只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过客，而一旦这种心理长期存在，它很容易使人变得消沉和不思进取，使人们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久而久之，一直受挫的自信心也会彻底消失。
这种畸形制度不仅会伤害流动人口中的个人，还会伤害他们的家庭，就像异地恋往往以失败告终一样，分居的婚姻也很难维持，而中国的底层打工者，很多都是男方到都市里闯荡，女方留在家里耕田和持家。分开的时间久了，男方会因为寂寞而想要寻求刺激，女方亦会因为男方的疏忽和怠慢而产生怀疑，他们的婚姻平白无故地增添了诸多考验和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