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延基之死对武氏家族的震撼不必多说，对于李显同志和香儿妹妹，打击更为深重。李显同志虽然有四个儿子，但唯有李重润才是香儿妹妹亲生，他这年才十九岁，尚未成婚更没有儿女，他的死对香儿妹妹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香儿妹妹抱着儿子李重润伤痕累累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痛断肝肠。她对婆婆武则天恨之入骨，可是毫无办法，武则天是至高无上的女皇帝，又是她丈夫李显的亲生母亲，她与李显哥哥只能把仇恨集中在仇人张易之兄弟身上。香儿妹妹从此失去了靠亲生儿子做皇太后甚至女皇的指望，对于渴望权力尊贵的香儿妹妹来说，这打击是非常致命的。而这也成了香儿妹妹日后渴望立爱女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重要原因、更成为日后李显哥哥放纵香儿妹妹与安乐公主以致全家同归于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隐患。

女皇武则天在这场惨剧中，毫不犹豫地偏向自己的情人张易之兄弟、残酷打击自己的血亲武李二氏，这件事也成为武李两大家族的一个噩梦，他们都害怕步李重润、武延基、李仙蕙的后尘，死在张易之集团的手里。利害面前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曾经为争夺储君斗争多年的李武两大家族尽快地冰释了前嫌，他们同仇敌忾，张氏兄弟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张易之集团依靠女皇武则天的宠信为所欲为，四面树敌。后来就连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曾经的情人太平公主李令月也投向七哥李显集团。张易之集团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张易之兄弟与他们曾经的情人太平公主李令月反目成仇是因为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太平公主如今最爱的情人——宣传部副部长高戬同志。为了打击皇太子李显集团的重要成员魏元忠副总理，公元703年九月中，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向武则天同志报告，称魏元忠副总理与高戬副部长二人私下议论：“女皇老了，不如扶立皇太子，可保久长！”武则天同志闻言大怒，下令将魏元忠副总理、高戬副部长逮捕入狱，并准备让魏元忠副总理和张昌宗同志上殿对质。张昌宗同志连忙拉拢内阁秘书张说同志，要张说秘书充当假证人诬陷魏、高二人，张说秘书点头答应。

第二天，张昌宗同志与魏元忠副总理在大殿中当着女皇武则天的面互相争执，双方各不相让。张昌宗同志便要求让张说秘书上殿作证。谁知张说秘书上殿后反戈一击，竟将张昌宗同志的诬陷阴谋一一抖出，并胆大包天地为魏元忠副总理辨护，使女皇武则天与她的情人张昌宗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武则天同志勃然大怒，斥责张说秘书为“反覆小人”，宣布将他逮捕，交河内王武懿宗同志等人审理。不过，此时，已经80岁的武则天对待大臣比对待亲孙子亲孙女还要“仁慈”一些，九月初九日，武则天同志宣布将魏元忠副总理贬任高要县（今属广东）公丨安丨局长，高戬副部长、张说秘书撤职免官，流放岭南。魏元忠等人被贬，使张易之集团与皇太子李显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太平公主也因为情人高戬被流放与自己生离死别而痛恨张易之集团，她甚至动员闺蜜上官婉儿背叛张易之兄弟，作为自己在宫中的眼线。

公元704年十一月，女皇武则天因生病在长安皇宫长生殿（寝殿）中卧床不出，宰相们有一个多月不能见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日夜陪侍在武则天同志身边。忠于皇太子李显的大臣们担心张易之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崔玄暐副总理通过女皇的首席秘书上官婉儿上疏说：“陛下卧病，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完全可以入宫侍侯。宫闱之事关系重大，不应该让外姓人随便出入。”武则天同志认为崔玄暐副总理讲得很有道理。张易之兄弟却十分惊慌，尤其害怕女皇武则天死后，皇太子李显集团不会放过他们，张易之集团便暗中联络同党，为夺权预作预备。在此期间，多次有人用匿名信或榜书（在街头张贴文书）告发“张易之兄弟谋反”，由于大帅哥张易之兄弟是武则天同志晚年的精神寄托与生活伴侣，疼爱小情人的武则天同志对他们的不利传言一概置之不问。

皇太子李显集团与张易之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公元704年十二月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同志揭发说，外交部副部长张昌宗曾找术士李弘泰看相，李弘泰同志说张昌宗副部长有天子之相。张昌宗副部长便叫李弘泰同志在定州修造佛寺，传播谣言，蛊惑百姓。由于上官婉儿的作用，张易之集团并不能完全封锁女皇知道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女皇武则天命令副总理兼司法部部长韦承庆、最高法院院长崔神庆、中央纪委秘书长宋璟等负责审查，韦承庆副总理、崔神庆院长都是张易之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以张昌宗副部长已经报告在先为理由，提出不予追究的建议，而宋璟秘书长等则认为张昌宗副部长“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 。大批朝臣也纷纷上书要求女皇武则天严加处治。武则天同志存心包庇情人张昌宗副部长，不断阻挠宋璟秘书长的审判工作，压制群臣意见，最后她以“特赦”方式，匆匆结案，宋璟秘书长等人大为不满却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