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虹姐这样做是为了小玫着想，出了这种事情，对小玫的身心伤害都很大，继续留下去只会造成越来越重的阴影，反正做小姐又不是什么光荣的职业，钱赚到一定程度都得收手。

但是小玫却理解为是虹姐和夜总会怕这件事情影响了他们的生意，特别是虹姐在圈里的名声。

我不知道我和小玫的理解谁对谁错，但是小玫的收手，无疑对她自己是有好处的，但是小玫偏偏不这么认为。

她是这样说的：我找到可靠的男人了吗？没有，也不会有好男人会要我，所以，我只有自己养活自己，可我除了卖，还能做什么？难道要我去做服务生？或者洗头妹？还是给人端盘子做保姆？回家？我早没家了！

对于这些我也无力辩驳，因为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不做这行还能做什么，特别是当你一天的收入抵过那些服务生一个月的收入时。

但小玫还是不得不离开了“红粉”，由于行业内的原因，别家夜总会也不敢要她，她只有去一些小酒吧接点散客，虽说都是小姐，但收入比起在“红粉”少了很多，客源也不稳定。特别是，安全变得更加没有保障。小玫因此对虹姐恨之入骨。

我的“客户名单”越来越长，客源也越来越稳定。我整天忙着见这个姐那个姐，忙着开PARTY，收红包，研究各种客人的心理和特点，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多，服药的量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常常感到有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小玫和我一样，往往都是白天才回来，睡上一觉，晚上匆匆忙忙去找生意，我们都很拼命，虽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随着身体的不适感日益加强，我推掉了许多客人包夜的邀约，那些客人多是熟客，所以也并没有怎么为难我，让我好好休息调养。

一天晚上，当我如往常一样在“红粉”陪客人聊了会，我便跟蛇哥说了一声，提前下了班。

打开房门，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烈地疼痛，疼得我冷汗淋漓，一会的功夫身上的衬衫便湿透了，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饮食不规律造成的肠胃问题。

我艰难地摸起电话，打给小玫。

电话里不紧不慢的”嘟“声在我听来是那么寂寞而又漫长，我不常打小玫的电话，自然也不会想到她的电话是如此难以接通。

不记得我那完打了多少次，只记得当时的疼痛难忍与电话不通的绝望心情。那种感觉致使从此以后，只要我一打别人的电话出现无人接听的状况，我的肚子便会隐隐作痛。当时那种无奈与绝望的心情便会涌现上来。

也是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小玫于我而言，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依靠。

正当我的手已经无力地垂下，疼痛正渐渐麻木，意识逐渐涣散的时候，几声急促的电话声唤醒了我。

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摁下了接听键，”喂“了一声，便昏了过去。

醒来时，看见四周的白色和虹姐焦急的脸庞。我一下子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只以为在做梦。

听虹姐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已经做了手术。她当时打电话给我，本想说有些小事找我，可是电话接了，却没人说话，只听到像是电话摔了，她便直接开车去了我那，没想到看见我晕死在家门口。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一直没出院。我只感觉到很累很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客人们送来的花和卡片每天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客人还来看了我，我假想她们是姐姐或朋友，而不是客人。

虹姐每天都会抽时间来看我，有时候带一些吃的过来，和我一起吃着聊着，我们的话题也多了起来。

小玫知道我住院，来看了我一眼，解释说她那天因为喝多了酒没听见电话，得知是虹姐把我送进医院，楞了一下，没说什么，接着便照旧忙她的生意，赶她的场子，再也没来医院看过我。

我不知道她是在报复我，还是真的不关心我。

我宁愿呆在医院里，享受一个病人理所应当享受的关心与懒散。我没有意识到，这也是我每天可以见到虹姐的理由。

我开始掐算虹姐每天会来看望我的时间，盘算她有没有其他的事情，以及想尽方法多留她一会儿。我甚至装着很不舒服的样子，想看她着急的表情。

一天，正是虹姐通常来看我的时间，我躺在床上，听见背后的门动了一下，我知道虹姐来了，突发奇想捉弄捉弄她，便装着睡着了。

脚步声有点重，不像是虹姐的声音，到我的床前，站住了。

我诧异地转过身，没想到是蛇哥来看我。

我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去“红粉”上班了。蛇哥专门来看我，意思是让我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我想了一会，表示同意，班是迟早都要上的，我那时还没有想过要推出此行。

蛇哥看起来挺满意的，他原先担心我就此不干了，这样他也失去了我这棵摇钱树。

正当蛇哥完成此行目的向我告别时，病房的门又被推开，蛇哥和我的目光同时转向门口，虹姐的声音欢快地传来，“阿弟，好吃的东西来喽……”

虹姐拎了大包小包不知是什么东西，正气喘吁吁地挤进门，一抬头，不期然遇到蛇哥的目光，我看见她眼神一凛。

蛇哥没说话，随即转过头近距离地紧盯着我，没说话，但他的眼神让人有些害怕。

蛇哥走了，虹姐的眉头却开始皱了起来，面露担忧之色。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虹姐向我道来她与蛇哥之间不为人知的隐情。

98年广东警方破获的一宗特大黑社会案件中，为首的帮会老大被枪毙，同党们纷纷落网，虹姐的丈夫也因为涉嫌参与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虹姐和她当时八岁的儿子随即成了孤儿寡母。家产大部分被抵押还款，丈夫昔日的朋友们变成了债主，房子也被他们当作抵押。

丈夫的父亲早逝，八十岁的老母得知儿子被重判的消息后一命呜呼，就这样，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已经安于全职太太生活的虹姐身上。

要维持一家的生活，当时的虹姐既没有本钱，又没有一技之长，艰辛可想而知。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她只得将年幼的儿子托给自己老家的父母，自己则背井离乡，投奔了在东北做生意的一个远方亲戚。

亲戚的身边有个助手，正是当时32岁，刚刚因罪从牢里刑满释放出来的蛇哥，当时他叫阿平。

虹姐的职责是管帐，而阿平更像亲戚身边的保镖兼司机，亲戚的生意做得很大，虹姐虽然已三十有余但依然不失秀丽，亲戚便时时带虹姐一道出去应酬，就这样，虹姐认识了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又对她十分照顾的兄弟。

日子看起来已经有了起色，但令虹姐烦恼的是，亲戚时常借酒醉对她动手动脚，一次甚至在深夜敲门欲闯入虹姐的卧室，令她后怕又为难。

终于有一天，亲戚要虹姐陪他去见某个“政界要人”的时候，找了个借口支走了阿平，将车开至他在郊外的住所，对虹姐软硬兼施要她就范，正在他快要得逞的时候却被他前来捉奸的老婆破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