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接过信封，看都没看就放进了口袋，然后点起我敬的烟，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是这个特殊情况，那就先走吧，我回头叫文书给你去支队批下假。不过30号以前必须回来，听见没有？”
假期，路费都有了，可现在却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急需我去解决，那就是琳琳的医药费。毕竟10几20万的巨款，不是我不去想它就会自动解决的。
父亲？他那里生意刚起步，资金周转本来就困难，即便抽出个1、2万给我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和姐姐？肯不肯的先不说，至少也得有这笔钱。森哥？听胖头鱼的口气，貌似这几天他自己也是焦头烂额的，就别给他添堵了，更何况，谁也没有义务一直帮谁……
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将所有可能借钱的亲戚朋友细细想了一遍，却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能帮到我的。于是，我恨恨地用头撞着墙壁，绝望得几乎想哭，原来自己是如此无用，连给女朋友治病的钱都没有。
抢！当脑海中第一次跳出这个字眼时，我显然被吓了一跳。可这个邪恶的念头一旦产生，瞬间，便已经在体内生根发芽，滋长蔓延。“抢！抢！抢！”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用冷水冲了冲头，走出洗手间。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平遥，前往康都。我将会这里住上一天，因为托人做的假士兵证要到次日中午才能拿到。找到招待所，将自己安顿妥当后，我便出门按头晚计划好的方案开始采购。
纱布、医用胶布、透明胶、无色指甲油、两捆绳子、匕首、银行卡……第二天，我最后检查了一遍背包里的物件，确定没有遗漏什么后，就离开了招待所，赶去约好的地点取货。
假证做得很逼真，我拿着自己的士兵证对照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破绽。那哥们虽然很好奇我明明有真的，却为何还要做假证，但依然什么也没问，接过钱就走了。一个好奇心太强的人，是做不了这行的。
火车站，永远是每个城市最喧闹的地方。满眼望去，到处都拎着大包小包、行迹匆匆的旅人，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身穿价值近百元一套的昂贵西服，脚踏“阿迪皇”“耐克达斯”之类，出处可疑的名牌球鞋的民工。时代在变，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也在变。和衣着单调统一的父辈们比起来，今天的“民二代”们显然要时尚，也有个性得多。他们中一部分自认为很潮女孩们，已经争相拉直了头发，戴上瑁边眼睛，穿着仿LV或者香奈尔的高跟鞋，开始招摇过市。当然，如果没有脚上那双白得耀眼的棉袜，我相信她们与那些在高档夜总会上班的小姐，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而那些三句话不离“本帅哥”的男孩们，则纷纷开始把自己的头发染得五彩缤纷的，然后套上大红大紫的铅笔裤，犹如春哥一般，令人雌雄难辨。也正是这些帅哥靓女们，每每在街头逛得兴起时，就会你喂我一口串串香，我喂你一口烧饼，以向路人展示自己的恩爱，或者干脆于人潮涌动处，捉起女友的手，演绎一段《泰坦尼克》号的经典飞翔动作……
“到哪里？”和90年代的所有铁路职工一样，售票员板着她苦大仇深的脸冷冷问我，丝毫没有因为我是亲人解放军，而流露出哪怕一丝温暖。
“武汉。”我递上钱，接过票。
康都离武汉很近，只有10多个小时的路程。我之所以将作案的地点放在武汉，主要还是考虑到那里是省会城市，估计有钱人会多点，而且交通便利，能方便我在得手后顺利逃离。另外，还有个比较关键的原因就是，我在部队跟着战友学了点武汉话，可以冒充当地人。出站的时候，我随手丢掉了自己的车票，重新地上捡起一张，反正只要不是康都到武汉的，都不要紧。
半小时后，当体形略显臃肿（冬装里套了棉袄），脸上贴着一大块纱布的我，走进一家四星酒店时，相信即便是琳琳站在面前，也未必能将我一眼认出。和预料中的一样，接待小姐只是诧异地打量了我脸部一眼，就帮我办好了入住手续。
“搞训练时摔伤了。”我笑着用武汉话解释了一句，然后拿起房卡朝电梯走去。
10月的武汉，依然笼罩在一片蒸腾的热浪中，即使干坐着不动，都能令你在瞬间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于是，这2天我一直躲在冷气充足的房间里，没有外出。当然，这并非是因为我怕热，而是我住这里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踩点。另外，我之所以会选择入住这家酒店，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因为这是一家全球性的连锁酒店，而该品牌酒店的最大特征就是，它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的每一家分店，所有布局都是一样，甚至连毛巾的摆放位置都不会有丝毫差错。巧合的是，就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该酒店位于康都的一家分店，因需迁址，曾让我们连续去搬了整整半个月的家。当然，这类劳动和学雷锋做好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不过是部队的一种创收方式罢了。但正因为如此，却导致我在无意中熟悉了该酒店的所有布局，包括监控的安装位置和角度。
通过两天的观察，目标基本已经确定，是个住在对面房间的广东人。广东的有钱人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富贵却不张扬的，这类人往往穿着普通，言语低调，单看他们抽的两块五一包的“椰树”烟，你都不会把他们跟有钱人三字联系起来。而第二种人，则是些有点小钱，却又四处奔波的生意人。这类人总是喜欢显山露水地手持大哥大，颈挂粗项链，然后故意操着一口怪腔怪调的广普，以时刻提醒别人，自己是有钱的广东人。显然，对门的那个胖子，就属于后者，因为我曾经不止一次听见他拿着大哥大，在走廊上吆五喝六地联系业务，催收款项。反正不管他是有大钱还是有小钱，也不管他是个体老板还是业务员，总之，我坚信从他身上一定能弄到笔不小的钱，这就够了。
动手的时间，我选在了今晚8点，因为每天的这个时间他都会从外面吃完饭，准时进门。酒足饭饱之余，往往就是人类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可就在这时，我却发现自己差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的银行卡竟然都是在康都办的，这无疑将成为案发后，警方最大的线索。于是，为了弥补这个漏洞，我不得不再次穿上厚实的棉衣，顶着炎炎烈日，赶去当地的各个银行重新办理了20来张银行卡和几本存折（当时办卡和存折不用实名制）。幸亏发现的及时，因此尽管花了7、8个小时，但我还是赶在银行下班前搞定了一切。
最后次端坐在梳妆台前，用香蕉水仔细地洗去指腹上快要脱落的指甲油，然后抹上新的，等待阴干。这是我这段时间，每天都会重复的内容，因为这样，就可以在不引人注目的前提下，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留下指纹。
19点42分，一直透过虚掩的门缝在往外观察的我，终于等到了提前归来的胖子。揣好匕首，耐心等待5分钟，我拿起一次性纸杯，敲响了他的房门。
“大哥，我住对门的，那里的饮水机坏了，可以帮忙倒杯水吗。”显然我的军人和酒店住客身份，彻底打消了胖子应有的警惕。他点点头，接过杯子，转身去帮我倒水，并没有关门。当然，这完全不能怪他大意，因为接杯水总共也就10几秒的事，相信多数人都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可这10几秒对我来说，却足够了。环顾左右，趁着无人，我迅速跟进，关门，然后用一个大力的锁喉箍住胖子，同时将匕首顶在他的脖子上。
“兄……兄弟，有话慢慢讲。”锋利的匕首微微刺破胖子的皮肉，渗出了丝丝点点的血珠，这让原本还在用力挣扎的他，瞬间便放弃了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