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再多说什么，黯然离去。知子莫如母，从我义无返顾地随父亲搬进这个小阁楼的那天起，母亲便已经知道，我决定的事，任谁，也无法改变。

16岁时，对母亲是仇视的，甚至将一切不幸的起源，都归于了母亲。总以为，如果她能宽容一点，那么，我便会和全世界的孩子一样，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快乐的童年。

可惜，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我的父母，其实谁也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错的是他们婚姻本身。可这种醒悟，终究来的太迟。

母亲出生于南京，一个军人家庭。我那资产阶级大小姐出身的外婆，带给了母亲良好的教养。而时任南京军区某部军官的外公，又给予了她稳定安逸的生活。少女时代的母亲，无疑是幸福而又单纯的。

可惜，在政治面前，普通人的生活，永远是那么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那个人，轻轻地挥了挥手，于是，成百上千万学子，便不带走一片云地，奔向了广阔天地。其中，就有我的母亲。

比很多同龄人幸运的是，母亲插队的地方，在外公的老家：石水，一个东海边的小镇上。为伴随最爱的小女儿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外公，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转业，全家回迁石水！

外公祖上，是石水的望族，虽然几经破败，但依然给他留下整整一栋大杂院的遗产。以前，都是当地的亲戚们在帮忙打理，多半租给了附近的农民。外公回来后，更是慷慨地，将多余的房产，半卖半送给了那些租户。这，无疑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善名。于是，母亲在那些农民和当地亲戚们的照料下，除了初来时的不适，倒也没吃多少苦。

70年代的中国，文丨革丨的滔天孽浪，卷遍了每寸土地，偏僻如石水，亦无法例外。不知是谁，无意间得知外婆竟然是隐藏在革命群众中的资产阶级余孽后，便提出“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而放松了对其应有的警惕！”“要彻底批斗，彻底打倒，彻底改造！”。从不知妥协为何物的外公，闻讯暴跳如雷：“要批斗，就先斗我吧，我祖上还是地主呢！”

在外公面前，一直恭谦温顺着的农民们，这一次，同样没敢杵逆他的意愿，将两人一同押上批斗台。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头，在见识完农民们的狰狞之后，于次日，用一根绳子，结束了他的一生……

就在这时，附近一户铅皮匠的儿子，从苏北退伍回来了。他，就是我父亲——叶志有。所谓铅皮匠，便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帮人换换锅底，做做簸箕水流之类的手艺人。这个铅皮匠的老婆，或者应该叫我奶奶，一口气给他生了16个孩子。很有规律，一年一个。于是，作为老幺的叶志有，就和他的大哥，整整差了16岁。很可惜，我那众多的伯伯姑姑们，多数没能活到我出生，有病死的，有意外死的，当然也少不了那三年间，饿死的。

但不管如何，至少我父亲，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是的，不仅茁壮，而且英俊！

而此时，刚刚失去外公的母亲家，自是乱作一团。幼时被家里疼，出嫁后受男人宠的外婆，不仅手无缚鸡之力，甚至连很多起码的家务活，都不甚熟悉。家里家外的琐事粗活，就统统落在了刚满20的母亲身上，这，无疑令她有点苦不堪言。可远在上海的姨妈，此时，早已结婚生子，对于母亲和妹妹的不幸，除了多寄点钱，亦爱莫能助。

恰到时机出现的媒婆（那时候叫介绍人），犹如一盏明灯，给这个暗无尽头的家庭，带来了光明的希望。听完媒婆的介绍，外婆率先动了心：年轻，强壮，退伍军人，最重要的是，和母亲门当户对地拥有一个居民户口！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一切凭票供应的时代，居民户口在生活中的分量，几乎可以等同于今天的有房有车，外加年薪10万。

和父亲见过几面后，也许是被他的条件所打动，也许是受残酷的生活所迫，总之，母亲同意了这门婚事。

反过来，再说说父亲为什么会愿意娶我母亲这种在当时由于成分不好，而显得和他并不般配的女子为妻。受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制约，我爷爷虽说是个勤快且又手艺高超的匠人，但穷其一生之能，终不过造起了三间瓦房。而年长父亲16岁的大伯夫妇，和我的六个堂兄堂姐们，此时却早已将那3间房子塞得满满当当。以父亲的条件，娶个附近的农民吧，实在心有不甘。可条件好点的居民，连间新房都没有的人家，谁能看得上呢？于是在终身大事面前，70年代的叶志有，遇到了和今天的剩男们，一样的难题：房子！

媒婆给父亲带回了母亲同意的消息，还话里话外地，把外婆希望父亲搬去同住的意思，也透了出来。好家伙，老婆房子一起着落了！不仅父亲，就连我爷爷奶奶、大伯伯母，也都很欣慰地，笑了。选好日子，简简单单地办完喜事，父亲便乐颠乐颠地搬进了母亲家。

新成员的加入，给这个一度死气沉沉的家，带来了勃勃生机。公允地说，当初的父亲，几乎称得上模范丈夫，他勤劳善良，孝敬岳母，呵护妻子……结婚之初，母亲甚至连家务，都极少有机会沾手。

可惜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父亲虽然是个好人，但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同时他也是个粗人。他会在吃饭的时候大声咀嚼，会在愤怒的时候出口成脏，也会在无聊的时候，和邻居，或者同事打打带点彩头的小牌。而这些，恰恰却又是母亲所难以容忍的。由于良好的出身，导致母亲身上，总会不自觉地带有点城市女子特有的清高和孤傲，粗鄙低俗的陋习，更是与她水火难容。

在对父亲的改造数度无果后，两人的关系便开始日益冷淡。随着一双子女的出世，母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我和姐姐身上。

记忆中的童年，伴随我们姐弟成长的，是母亲设定的，名目繁多的家规：吃饭时不准迟到，不准发出声音；走路不准勾胸弯背，不准嬉笑打闹；说话不准带脏字，不准任意参与大人间的交谈等等等等……

若有违反，轻则不许吃饭，重则挨打罚跪。在母亲的高压政策下，年幼的我，早早便戴上温驯有礼的面具，而内心的叛逆，却如野草一般，在疯长。

由于母亲禁止了一切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父亲就开始以加班为名，频频晚归。直到几次被债主追讨上门后，母亲才明白丈夫在外面，原来早已赌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与父亲渐行渐远的她，终于在我6岁那年，正式提出了离婚。也许，是出于对家庭破裂的本能恐惧吧，那一刻，我跪在母亲面前，苦苦哀求。她，终是不忍，遂收回决定。

家，是保住了，可战争的硝烟，并未散去。无论父亲如何低头认错，如何赌咒发誓地要痛改前非，均未再取得母亲的原谅。于是，漫长的冷战，夹杂着零星的热战和分居，开始贯穿了我后10年的家庭生活。

大人间，纷争不断，我和姐姐的生活，却依然照旧。父亲依然会在应酬之余，给我们带回舍不得吃的糕点，依然会用整晚的时间，为我编织竹做的小兔或者篮子，依然会偷偷塞个5毛一块的零用钱给我们……

母亲也依然会因为脱口的脏话，让我们跪上一下午，依然会因为不肯写毛笔字，将我痛打一顿，依然会因为粗心的失分，而将我厉声责骂……感情的天平，无可逆转地在倾向父亲。

冰冷的婚姻，磨尽了父母的最后一丝耐心。1992年夏天，这对争争吵吵近20年的旷男怨女，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彼此的大名。解脱了，大家都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