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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俅当年踢球的地方，老东京叫做苏家大院。
里面住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轼苏东坡学士。
高俅和苏轼结识的过程史书里语焉不详，两人的回忆录里也只字未提，看来缘由不是很光彩。
据我考证，高俅从柳叔那里出来之后，在东京一直很忙。
由于当年的老熟人都还在队里，他的腿伤痊愈之后就得以重入园社。
但是如前所述，园社不发工资，他只好白天去训练，晚上去瓦子打工。
这个工作很不光彩，不过也是无奈之举——踢野球的事他不敢再做了，整个东京又实在没有别的单位肯要他这么一个没有保人只有前科的人。
一个每天三过妓院而不入的球瘾少年终于在社会的帮助下成了一个每天晚上在妓院不出来的上进青年。
在瓦子里，高俅的工作很低贱：负责领着客人挑姑娘。
收入不高，但是也饿不死。
除此之外，他还在这里找到了更高的追求。
高俅当时的偶像是门口负责写横幅的老董。
“中秋节减价大酬宾，包夜半价，不爽不要钱！”
“一个字五文钱？！董叔你挣得真多！”高俅竖起了大拇指。
老董露出自负的表情，拍了拍他的肩膀，深沉地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高俅从那时起就打定主意：一定要识字。
高俅对知识的渴望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有一天他替一位姑娘去当铺典当首饰——估计是中奖了，急需钱打胎——结果在门口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这位官人，恕罪则个！”高俅诚惶诚恐。
那人涵养很好，没有怪他，只是嘟囔了一句“外地人京腔学得还挺像”，然后俯身去捡散落一地的书。
“先生，你……你可是识字？”高俅鼓足勇气问道。
“唉，”那人听到这话愣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我倒是宁愿不识字。”
然后他抬起头盯着高俅看了几眼，说：你不是那园社的高二吗？
这个人就是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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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轼是北宋的第一大才子，但宦途颇为不顺，经常被发配，不到四十岁足迹就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刚刚交了点好运，从下放地回京工作。
苏轼这次能够回京，全仰仗神宗皇帝驾崩，哲宗即位，给他平了反。
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皇帝上台时都会平反一些冤假错案，然后再亲自制造一批，好像不这样就显得没水平。
这个道理苏先生大概也懂，因此回京之后日子过得很小心。
我们知道苏先生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一般来说人豪放多了就难免出问题——皇帝要变法他说新法不好，皇帝要废变法他又说新法其实也有可取之处——后来他果然惹出了“乌台诗案”，被一路向南，差点发配到澳大利亚。
下放回来之后，苏先生的词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领导不开口他一个字也不写，偶尔写一些，也都琅琅上口，意思直白明了。
比如司马光被追认为反革命时，他的诗作是这样的：
大快人心事
揪出司马光
政治流氓文痞
从小砸人缸
......
（水调歌头.粉碎元佑党）
想从这样的诗里挑出什么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些诗出了字面意思以外，没有别的任何意思。
以苏学士的才华，做这样的诗用不了几秒钟，于是节省下来的时间他就 全部用在了私生活上面。
那时节正室夫人王氏已然仙逝，苏先生正在追仕女朝云。
据说这位朝云才貌双绝，又在苏轼身边陪伴多年，两人很有些感情基础；
另外朝女士出身好，根正苗红，娶过来可以把自己的成分漂白一下——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苏先生应该没有这么龌龊。
可惜的是今非昔比，他已经不是那个大才子加大财主， 反（变法）派的帽子又还没有完全摘掉，因此追自己的仕女也很费劲，得低三下四的展开爱情攻势，定期写情书。
苏先生写情书时，态度极其认真,关门闭户，沐浴更衣——一方面他也知道这是他还能写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没法不认真；
另一方面也是要自己精力集中，免得一走神写出什么有政治问题的句子来——因此写出的也都是精品，其中大部分传诸后世。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句比如“多情总被无情恼”什么的就是他当年对朝云女士的告白。
这些情书的效果都不错，苏先生几个月之后最终如愿以偿。
然而在那之前，苏先生写情书时的心情就像我们大考前复习政治，一边绞尽脑汁痛苦不堪，一边琢磨：妈的这到底有用没用？因此情绪恶劣。
更可气的是，苏学士经常在灵感来临时痛苦地发现：家里纸用完了。
那年头纸可不是便宜东西，他只好去典当些东西，补给自己的爱情攻势。
那天他去当书，就遇到了高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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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俅对面前这个大胡子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感到很诧异：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个人。
苏轼哈哈大笑，说：小子不记得我了？我是老苏头啊？
高俅这才恍然大悟
关于苏轼的情况，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
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提到苏轼，对他的称谓是“小苏学士”——考虑到苏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岁了，这个称呼让人觉得很奇怪，而且肉麻。
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施大爷治史严谨。
我们知道苏先生年轻时桀骜不驯，尤其喜欢跟领导顶牛。
经过几年的下放改造，他这个毛病就好多了。
苏先生回到苏家大院时，发现这个院子的样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院子被几百户变法群众给分了，成了个大杂院。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这种情景无疑是不可忍受的：
可以想象，这事要是发生在李白身上，房子他八成就不要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考虑到李先生年轻时在道上混过，除了骂街，可能还会“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换成杜甫，老头子八成要当场坐地撒泼：“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就算是30年代的文学青年，估计也要哀号两句“哎呀呀，我的心要碎了”。
但苏先生一句怨言都没有。
群众们经过商议，决定把南墙根厕所旁的那进小院给他住，他也毫无异议。
这些行动使他深深赢得了劳动人民的喜爱，整个大杂院的人们经常找他看孩子或者写对联，而且院里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居民见了面都叫他小苏。
知道这些，就不难猜到，苏学士在苏家大院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尤其让他感到愤怒的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外面人声鼎沸，还不定时有个足球砸破窗户纸飞进来。然后就进来一个半大孩子，高叫着：老苏头，球！
有时候吓得他心脏病都要犯了。
在这些捡球的孩子中，苏轼唯独对高俅有点好印象。
这孩子每次捡球都不大呼小叫，进屋前知道先敲门。
而且他嘴甜，每次见了面都知道寒暄几句：
“老先生，前一阵子又去哪儿玩了？”
“哦——呃——皇上——派我去外地办点事……”
旁边的愚夫蠢妇们听见，都笑不可仰：
“老苏头又G8吹上了——明明是被发配了……”
高俅好像听不见那些笑声，也看不见苏轼臊得通红的老脸，每次都真诚的感叹道：
“看来皇上还是离不了你啊。”
这话说得苏轼几乎掉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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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层关系，苏轼对高俅印象不坏，这孩子莫名失踪后，还对他颇为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