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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东京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注册人口多达一百五十万，而且还不断有人涌进来。

这是因为大宋的百姓认为东京是世界的中心，遍地是黄金，到处是机会，因此都想来试试运气。

每天天亮之前，东京几个城门口都挤着黑压压的人群，等到鸡鸣三响，城门一开，大家就一拥而上——情景就像今天刚过了人大代表车队的路口——进城的在左，出城的在右，川流不息。

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左右两股人流有着明显差别。

进城的要么衣着华丽，骑着高头大马，这些人都是奉调进京的官员；

要么昂头挺胸，斗志昂扬，他们是来淘金的老百姓。

出城的人流则多半灰头土脸，全家坐在一辆驴车上。

他们要么是在东京混不下去的人，要么是群众亲切地称为“右派”的被贬出京的官员。

提到宋朝的政治斗争，大家往往想起赵匡胤那条不杀大臣的祖训，因此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诚然，跟其他后来的朝代相比，尤其是明朝，宋代的政治犯无疑相当幸运——我看史书上对朱洪武收拾大臣们的描写，老觉得他是在努力回忆一道菜的做法——但是活罪也不一定好受。

我们知道有宋一代最出名的书应该是《资治通鉴》，因此宋朝治人的学问高度发达，玩起人来都是一把好手。

皇帝要是像明朝皇帝那样一语不合就把人裤子脱了在朝堂上大玩SM，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假如你读过宋史，一定会对“罢相”这个政治术语印象深刻：

年初还在东京当宰相，端午就被贬到了江西，大年初一在海南岛度过。

更要命的刚走到下放地，又被皇上一道圣旨召回去官复原职，好明年继续玩你。

因此那年头当宰相跟今天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差不多，没有一定的身体素质干不了。

宰相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待遇就可想而知。

因此那时候的官员一上任就先搞点钱在流放地买好房子，省得去了住集体宿舍。

久而久之各大著名流放地的房价就居高不下，仅次于东京。

这样一来官员们为了买房只好更加抓紧搞钱。

全国的经济就在这样循环中欣欣向荣。

公元1108年的春节，有一户人家也加入了右派的行列。

一个汉子紧张地握着缰绳，发现城门刚开一条缝，就急不可耐的牵着驴车往前挤，丝毫没有一般右派们对京城、对皇上恋恋不舍的忠臣派头。

这不奇怪，这人不是被发配的官员，而是逃犯。

他是禁军教头王进。

3

看过水浒的读者都知道，高俅上任第一天就找王进的茬。

要不是同事们拼命求情，王进就会当场挨上几十杖。

王进回家以后，做了不少努力来搞清楚事情原委。

他还花了不少钱送礼，托人直接去跟高俅说清。

但是这些人没多久都把礼退了回来，说小王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高殿帅一听到你的名字，就面色不悦，甚至直接送客......

王进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

愤怒的是这高俅明明不是殿帅的儿子，怎们能当殿帅呢？还有王法吗？

恐惧的是他想到这高俅看来年纪还轻，不知道要从此掌管禁军多少年，就算每天收拾自己一次那也受不了。

于是他决定逃走，去延安投奔老种经略相公。

老种经略相公叫种谔，时任鄜延路经略副使，也就是西北军区司令员。

王进能认识这么大的官，纯属巧合。

当年老种进京述职，去樊楼玩了一趟，两人恰好碰见。

老爷子在西北前线的时候，常年跟西夏打仗，条件很艰苦。

好在他的级别还可以得到每日从东京送来的特供品，其中每月一期的内部刊物《花花衙内》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哪怕牺牲一切，也要保卫这个每平米都有37D妹子的江山。

这回来到东京，种司令迫不及待地来到樊楼，要会一会自己最心仪的封面女郎，李师师。

不幸的是，即使特供刊物，有些事实也没法写得太明白。

这不能怪编辑：徽宗在跟李师师睡觉，你怎么写？

更何况人家也尽力暗示了——你看看每一期封面李师师的造型就明白了：

李师师抱着龙头。

李师师骑在龙身上。

李师师双腿夹着龙尾。

李师师往龙背上滴蜡油......

然而种司令愣是没看出来。

他到了樊楼用关西土话大咧咧的咋呼：“把李师师给洒家叫出来！”

樊楼的老板看着白发苍苍的种司令都愣了：太上皇也来了？

也该着老种倒霉——他那次述职来得急了，用了个没经验的新司机。

这孙子忘了给专车换上军用车牌，因此樊楼保安出去看了看，就以为是个没品没职的煤老板，回来后言语很不客气。

种司令很愤怒，哼了一声，转眼就有三四十个关西军汉冲进来，声称要把樊楼砸了。

剑拔弩张之时，当天正在值班的王进上来，跟老种耳语了几句。

种司令听完打了一个激灵，然后面不改色地给手下下了命令：“每人消费500文再走！”

因为这个事，老种后来给王进传过话，说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以后怎么报答都可以。

由于有这层关系，王进对自己在西北军的前途还有点信心。

不过，他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怎么带着老娘走上千里到达延安。

虽说在京城当了这么多年的差，他不是没有灰色收入，临走时也带了不少，但应付沿途的过路费还是有些不够。

大宋的课本上说，太祖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呢？因为割据政权设置的关卡给经济发展带了致命影响。

结果在统一一百多年以后，你在大宋你跑个长途，路上遇见的收费站可比五代十国的时候多多了。

“娘，我看你也累了，咱们找个地方住下吧。”

王进用最后一点盘缠去客栈租了个房间，然后一个人出来散步，盘算着怎么才能搞到点钱。

他估摸着，自己大概已经进了陕西，但到延安府少说还有几百里。

看了看兜里，还剩不到200文钱。

“难道要去劫道?”

王进刚当教头的时候，在东京街头查超速查了好几年，因此当劫匪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但他想起先父的名誉，又不想让自己堕落到那个地步。

他长叹一口气，在心里又骂了一遍：高俅你个鳖孙，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4

有人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对第二句表示怀疑，但前一句还是没错的：高俅恨王进是有原因的。

只不过这件事的源头远在二十多年以前，大部分当事人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高俅自己还记得。

那是在元丰或者元佑年间的一个冬天，当时的高俅只有二十岁左右，刚刚从东京圆社（大概相当于国家足球队）退役，正穷困潦倒地在街上乞讨为生。

我们知道高俅球艺精湛，现代人戏说历史的时候喜欢把他说成是职业球员一类的人。

这一点不能说全错，但是也不确切。

高俅的确从小就被选入圆社，从少年队踢到成年队。

但是说北宋有职业球员却相当勉强。

那时的俱乐部统称圆社，也叫齐云社，表面上看是独立的商业组织，实际上隶属于礼部教坊司，由艺馆挂名领导。

每年也没几场联赛，主要的任务是踢御前赛。

御前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人分成两队给皇帝表演为其解闷；

另一种是代表大宋跟只会打马球的辽国人踢国际友谊赛，抚慰一下皇帝在对外战争中变得日益脆弱的心灵。

由此可见，假如能在这两种比赛中表现出众，皇帝的赏赐会非常丰厚，而且可以名垂青史——那时的几个球星的名字，比如范老儿，孟宣，甚至能够流传千载，为我们所知道。

但是每年能够御前献技的球员满打满算也就二十多个，因此大部分球员收入很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