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也从中找到了即不驳客户面子又能保护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没有酒量有酒胆，三两杯子的白酒我仰脖就干掉，装着没事的样子坐几分钟后再到厕所里稀里哗啦吐出来。

回来以后再接着再喝，然后再去吐，就这样循环往复，我那可爱的胃可就受罪了，跟着这样不爱惜它的主人混，只能是这个翻江倒海的下场。

尤其是出差去外地的时候，见的那些客户都是常年累月的征战在酒桌上，就凭我的那点可怜的酒量，一个回合还没到我就已经败下阵来，但不得不承认的事，我那酒胆确实是挺唬人的，举杯就干的样子曾经吓退了很多要跟我较量一下的人。但每次回到家中看着镜子里自己面红耳赤的样子，不禁问着自己，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的人生就是要这样的每天循环往复中度过吗？我打算这个月结束就辞职不干了。

周末的时候，难得我和诗怡都没事。于是我心血来潮的提议去公园划船，诗怡高兴的说：“好啊，好啊，我们很久都没有一起出去玩了”。

我们要去的那所公园坐落在郊区的山脚下面，正赶上休息日，公园里面游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诗怡一身休闲打扮，戴着太阳镜，挽着我的胳膊，在摩肩擦踵的人群里奋力的挤到湖畔的游船处。

我们挑了一只白鹅形状的脚踏船，坐定之后便在湖面上随意的荡漾着，放眼望去，湖光山色，碧波万顷，远处各式的游船散落在水面上，人们开心的聊着天，并冲着远处指指点点着。

我卸掉了多日来的沉重压力，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

诗怡兴奋的踏着游船的踏板，我劝她好好的呆着，让我来踏，她不听，非得自己踏，结果一会儿的功夫，她就嚷嚷着脚脖子疼了。

“怎么不划了，刚才你的尽头不是挺足吗，现在怎么泄气了”。我不无挖苦的怂恿着她。

诗怡没话了，也不理我。

我把头依靠在船上，惬意的呼吸着湖面上新鲜的空气，一边懒散的踏着踏板，这只白鹅慢慢悠悠的向前划去。

“诗怡，你说我们多久都没划船了”。

“是啊，好久好久了”。

“你说这个场面让我想起了什么”？

销售部的人也都无心去做业务，每天都跑在外面去干自己的事，也不知那个李总是怎么想的，公司的管理这么混乱也不见他出来主持大局，我已经很久都没在例会上看到他了。

据说最近一直在南非搞公关呢，高楠告诉我说。

看着这样乱象丛生的局面，我已经开始萌生退意，在这里既赚不到钱，又学不到东西，整天夹在缝隙中生存，真的很累。

而除了活的如蝼蚁一般的卑微使我的尊严倍感践踏之外，那些大量的酒局也让我感到力不从心，本来我就对酒精过敏，喝一杯啤酒就会满脸通红，可是就是我这样不胜酒力的人也必须得在酒桌上跟各色人等周旋，这不是喜不喜欢，情不情愿的问题，而是我生存下去的理由。

在酒桌上，你的酒量跟业务量是成正比的，酒量越大，业务量就越大，反之亦然。

客户们往往把你的酒量当成是否能承揽到这笔业务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当然知道这个厉害关系，可无奈老妈没给我生个能喝酒的胃啊。

“想起了什么”？我感兴趣的问道。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差不多同时的说道。

“是啊，想我们这些1980年代出生的人，怎么会不记得这首歌呢”。

“还有一首歌呢，“我们站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接着我轻轻的哼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对啊对啊，我也正想说这首歌呢”。诗怡连声说道，脸上露出赞同的表情。

“不容易啊，我们的观点很少能够这么接近啊”。我开玩笑的说道。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最鲜艳”

诗怡也被我的歌声感染，轻轻的哼起这首歌。

“记得我小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教我们唱的就是这首歌，印象太深了，这么多年过去一直还记忆犹新”。诗怡感慨的说道。

“是啊”，我随声附和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年龄从一个小学生到快成学生家长了”。诗怡明显的有些伤感。

“嗨，想那么多干嘛，现在的学生将来不也得成学生家长呀”。

我安慰着她说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刚说完第一句，“后浪死在沙滩上”诗怡就脱口而出了下一句。

“行啊”，领导的意图领会的很快，

“得了吧你，跟着你我都快成一个俗人了”。诗怡委屈的说道。

“哎，你可不是一个俗人，你是文学硕士啊！对你我可是一直都是高山仰止啊”。

“ 这可不是你的心里话，你不是一直都鄙视知识分子吗，说知识分子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转化不了生产力”。诗怡滔滔不绝的对我进行批判；就差没直言知识分子也比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商人强，至少没有一身的铜臭味了。

看着我脸上稍微有些变色，诗怡这才刹住了批判的闸门，毕竟是我的老婆，知道她老公的痛处在哪里。

其实，我并不是生气，而是突然想起了童年时的理想。

“诗怡，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我认真的问道。

“我的理想？哎呀，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时间太久了，有些想不起来了。我对10岁以前的事完全是一片空白”。她遗憾的回答道。

“那你的呢”？她反问道。

“我的”？

“我的理想，当然是当科学家了，我们上小学的那个年代，正是国家提出进行“四化”建设，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争当“四有新人”的高丨潮丨，连教室的墙上都挂着，“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条幅”。

“那是正好是中国社会由阶级斗争全面转向经济建设的转型阶段”。诗怡补充着说道。

我没有理会她的补充，接着说。

“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和课后布置作文，经常会问道你长大以后的理想是什么”。

“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回答就是：我想当科学家，想当解放军。要是不这么回答，都不知道除了科学家和解放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职业可干”。

“而你看看现在这些90后的孩子们，理想都是当官员，当有钱人，当明星，什么的。谁要再说想当科学家，得让同学笑话死。而且我们那时的做“四有新人”的口号太过于理想和空泛了”，我愤愤的说道。

“你不能说你童年的理想高尚，也不能说这些90后的孩子们的理想媚俗。社会变了，价值观也变了。总之，并不是你变了，而是这个时代变了。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个人的价值取向难免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

“我的亲戚家的孩子还说长大要当大排档的老板呢，咱们小时候，知道什么是大排档啊”，诗怡及时的把我的想法阐述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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