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1、此帖所有案例均为真实事件；

2、众所周知原因，某些地方做了虚化处理；

3、请就事论事，勿涉及“央视”；

4、请勿打听事件的人物、时间及地点；

5、切勿对号入座，谢绝跨省；

（1）天灾？人祸？

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我终于如愿“跳”到了当时声明远扬的栏目组，成了那里的一名记者。

栏目的办公地点在央视大楼的正对面，长安街的南边。那是一座2层的小楼围成的四合院，淹没在一片平房之中，如果不是知情者，绝对不知道当时鼎鼎大名的央视评论部，就在那个小小的四合院里。

但就是这个貌不出众的小四合院，却改变了我整个的电视生涯。

那是我到栏目组大约一个月后，制片人的一个电话，一下就将我推倒了一场全国风暴的中心。

直到今天，我都还想不通，当时制片人为什么选择了我。要知道，在那个央视改革的最前沿地带——评论部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而当时的我，进入栏目组才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被制片人看中，除了“运气好”，我实在是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解释了。

我是在一个深夜12点多接到这个电话的。

接到制片人的电话时，我刚整整一天一夜忙完一个片子，正呼呼的大睡。电话铃声一阵阵传来，铃声灯光如幽灵般在床头闪烁。

“赶紧收拾，马上过来！”刚一接电话，制片人一副不容商量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硬邦邦的根本就不给人任何回旋的余地。

从采访部到评论部，我所见到的央视领导好像都是这幅面孔，干脆，简洁，能用2个字把事情说清楚的，绝不用3个字。

到新栏目后，虽然还从没出差做过报道，但在后方活却没少干。接到制片人的电话前，我刚刚和一个老记者连续熬了3个通宵，才将一个急活忙活完。

可没想到，刚到家屁股还没捂热，电话就追了过来。虽然连续熬了3个通宵，但说实话，当时一接到制片人的电话，高兴得差点没从沙发上掉下来。

宁愿阎王爷让干活，不愿制片人叫吃饭。这句流行在电视行当里的大实话，其中的味道，那时的我却丝毫也感受不到。相反，制片人的这个电话，在我听来，却如同仙乐般动听。

“好的。”我一骨碌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昨晚通宵熬夜的痛苦早就不见了踪影。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

“马上到办公室来，要快。”

电话咔嚓挂上了，话语简洁的不多说一个字。

按奈着激动，随手拣了几件换洗的洗衣，胡乱的塞到旅行包里，往身上一背，打开门就往外冲，下楼梯时，与一个正婀娜着身子上楼的时髦女孩差点撞个正着。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边连声道歉，一边风一般的冲下了楼，留下一脸迷茫的女孩站在楼道里发呆。

6月天的零点，街上还有不少的车和人。坐上出租车，摇下车窗，微风徐徐的吹着，看着一排排的路灯向身后退去，看着此时宁静的长安街，看着天安门广场上值班的武警，虽然熬了一个一天一夜，可心里竟然充盈着兴奋。

这一路上，我不停的在想，制片人会交给我什么任务呢？是简单的题，只是让我去练练手，还是委以重任？来这个组后，我还从没单独出手过，领导会放心吗？

激动和不安交织在一起，从长安街的东头一直交织到了西头。

出租车嘎吱一声，停在了羊坊店路那个小胡同里，车门正好对着小四合院大门。

打开车门，一路小跑着进了制片人的办公室。

“快过来！”刚一进办公室，一个中年男人就冲我招手。

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就是他，我的直接领导，栏目制片人吴非。一个虎背熊腰，军人出身，干劲十足的中年男人。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但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领导没有领导样，深受手下的一帮记者喜欢，相互亲近的跟哥们一样。

这么风风火火的把我招来，到底有什么紧急事呢？制片人正坐在沙发上审片子，我一屁股就坐在了吴非的旁边。

“收拾一下，马上出发，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吴非头也不抬的审着片子。

马上出发？到底是啥事？我心里本能的一惊。

虽然栏目所做的节目时效性都很强，讲究的是及时，但像今天这样大晚上的把人召过来，打发出差，还不是太多见。

“这是个重任务，台领导都已经亲自过问了，你自己可要把握好。”制片人看出了我的疑惑，将一个厚厚的大信封递给了我。

台领导都过问了？我心里又是一惊。

虽然我来央视工作时间不长，但也已经快有半年了，也知道一个报道要是上升到台领导亲自过问的地步，肯定不是件小事。

“没时间了，这信你带着路上看，里面有具体的联系人和电话，你直接和他联系就行。”

我没敢多问，伸手将信接了过来。

这是一封观众来信，落款的地址是XX省XX市。我的眼睛刚一看到“XX”这两个字，顿时就像火烫了一样，浑身一个激灵，马上想到刚才家里电视里播放的水灾新闻，不禁自语，靠，怎么这么巧？

摄像师老董早就准备好了要用的机器，来不及看信里都写什么了，拿上机票，两人赶紧往楼下跑。

都知道这个小四合院的人经常出差要打车，而且以打车大多都是到机场。所以，小四合院门口无论何时都有趴活的出租车，大晚上的也不例外。

打上车，出租车直奔机场。

凌晨3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人群都排着队有秩序的登机，我背着电脑，和摄像师拎着摄像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坐这样的红眼航班，对我来说，还真是第一次。

“请问满了吗？”一走到飞机口，我就问空姐。

在央视工作久了，几乎成了空中飞人，时间一长，有了经验，每次一走到飞机口，看到空姐，这就成了第一句话，目的就是为了能到后排的空椅子上休息一会，以弥补缺失的睡眠。

这几乎是央视人的发明，应该申请专利。和同事一谈起这个事，我总是这样调侃。

凌晨3点的航班，哪会坐满呢？我的话成了多余。

我和摄像师径直走到飞机的尾部，一人一边坐下。摄像师往椅子上一趟，抓紧时间补觉去了。我呢，却不能睡。到现在为止，这次领导派我出去做什么，又该怎么做，我还丝毫都不知道；等会飞机一落地，就得工作了；而且，这是我到这个栏目后，第一次单兵作战，成败在此一举，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我呢，你说，这个时候，我就是再困，我能睡的着吗？

我从包里掏出了制片人吴非给的信。

信很厚，我小心的撕开了信封，慢慢的抽出了里面的信，小心翼翼的，生怕撕破了。

常年跑在一线，经常与老百姓接触，对他们非常了解，我知道，这些在外人看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信件，对寄信的老百姓来说，那里面可能就装着他，他全家，乃至他全村，全乡的希望。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每次拆信，都是非常的小心。

信是对折着的，我慢慢的打了开来。

第一页上写满了字，我看了一眼，顺手往后翻，第二页还是写满了字，再翻，到第三页，我马上腾的一下就坐直了身子，拿着信的手开始微微的颤抖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的看着手中的信。

只见满满一页纸上，摁满了一个个的红手印，一排排的，一个个挨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