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说说中条山。

1941年5月，留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被日军战败，一部分牺牲，他们至今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一部分逃过了黄河，盼望着能够打过黄河以北来；一部分做了战俘，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

而一直到抗战胜利，中国军队都没有打过黄河。

1941年5月，尽管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却再也无力进入西北了。

那支在中条山中坚守了两年半，挫败了日军十一次进攻的第四集团军，他们此后的命运如何？

第四集团均渡过黄河后，驻扎在河南偃师、汜水、巩县、广武一带，担任河防，阻击日军渡过黄河。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后，曾派出一支部队从邙山偷渡，被第四集团军38军击败。

邙山位于洛阳市北，黄河南岸，系秦岭山余脉，为洛阳的天然屏障。传说这里风水极好，所以成了东都洛阳历朝历代的官家墓地，邙山上已无一块卧牛之地。民间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谚语，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这样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置处。”白居易的《浩歌行》中也这样写：“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

唐代的邙山都已经没有掩埋之地，更何况现在。

想来，当年38军在邙山上抗击日军的时候，高耸嵯峨的墓碑和高高隆起的墓茔，是天然的防御工事。

在河南，第四集团军依旧开办干部培训班。

在一次培训班上，孙蔚如向学员们讲起了当年替杨虎城守法的事情。卢沟桥事变后，孙蔚如两次面见蒋介石，愿意替杨虎城守法，让杨虎城出来指挥陕西军作战。他恳求蒋介石说，双十二事变，杨虎城是出于爱国的目的，出于对日寇的愤慨，“论带兵，我是书生；论打仗，杨先生比我强得多，为了国家民族，请委员长三思。”

然而，蒋介石没有同意。

孙蔚如文武全才，他的书法、诗词都造诣极深，而且非常讲义气，看淡名利，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以，陕西军从上到下，都非常敬重孙蔚如。将士一心，同仇敌忾，这也就是陕西军能够打胜仗的原因。

1943年，统帅部又将38军从邙山一带调离，调来汤恩伯部队在邙山坚守。

1944年4月19日夜晚，日军突破了邙山阵地，汤恩伯的85军一路溃败，日军接着用主力步兵两个师团、装甲第三师团之一个旅团，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攻击。第四集团军96军坚守左翼阵地，路云亭营坚守虎牢关据点，日军前锋部队攻击七天七夜，援兵增至两个联队，依然无法攻破虎牢关天堑。后，日军被迫采用迂回战术，占领了西十里铺，截断了虎牢关与大本营的联系，虎牢关守军弹尽粮绝，弹药难以为继，便趁夜色撤出了虎牢关，而日军在虎牢关也丢下了近千具尸体。

仅仅一个虎牢关，就让日军攻打了七天七夜，付出了千名士兵死亡的代价。从中条山撤离的1940年到虎牢关战斗的1944年，时隔四年后，日军又见识了杂牌军陕西军的强悍战斗力。这支由陕西冷娃组成的军队，打起仗来从来都不要命，有一股二杆子劲，日军在这些二杆子面前感到畏惧。1944年的陕西军，都是从中条山血战中杀出的威武之师，他们在坚守黄河南岸时，几乎没有什么大仗，所以也没有多少伤亡，这些士兵都是当年那些在中条山中与早期日军血拼的老兵；而日军就不同了，1944年的日军，兵力已经严重不足，敌后战场上的很多日军都是新兵，这些没有打过大仗的新兵，战斗力是非常孱弱的，怎么能与在中条山中血战了多年的陕西军老兵一对一地较量？

日军在陕西军坚守的阵地上吃了大亏，便改变部署，派一部分兵力牵制陕西军，主力用来进攻汤恩伯阵地。

孙蔚如的军队是杂牌军，汤恩伯的军队是中央军，日军先前以为陕西军比中央军好打，没想到在陕西军面前丢盔撂甲，醒悟过来后，这才将主力用来攻打中央军。

汤恩伯的中央军阵地像豆腐渣工程一样，让日军轻易就攻破了，然后，日军接连攻陷密县、襄城、许昌、临汝、宜阳等地，直逼龙门。

龙门陷落后，统帅部又命第四集团军向洛阳以北的邙山挺进；第四集团军向邙山行进一天，统帅部又名反攻汜水；向着汜水行走一天，统帅部又命向偃师进攻；长途奔袭来到偃师，刚与日军交战，统帅部的命令又来了，这次是要求第四集团军到新安西南地区。

第四集团军的战报中这样写道：“数万大军进退如此轻忽，统帅部之企图令人无测。”

一场这么大的战役，统帅部朝令夕改，忽左忽右，这和当年中条山战役如出一辙，统帅部坐在大后方，对着地图发号司令，哪里懂得前方将士是如何拼杀的？是如何浴血奋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