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符昭骞所率领的那一路，也迭遭凶险。他们在击退了一次日军的进攻后，迷失了方向，在山林中打转。当时，黄河沿岸已经被日军封锁，日军分成了无数支小股部队，到处搜寻溃散的中国军人。符昭骞无法靠近黄河岸边，只能在日军的包围圈中打转。
后来，这支部队几经周折，终于钻出了深山老林，来到了黄河岸边，顺利渡过黄河，归还了第14集团军建制。
中国军人的遭遇都如此悲惨，而孩子们的遭遇更惨不可言。
在这次战役中，山西省平陆县太寨村儿童教养所的孩子们，都遭遇了一场浩劫，大部分老师被杀害，一半以上的学生被俘，惨遭种种折磨。
中条山战役前，儿童教养所的老师已经风闻日军要大举进攻，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当时，国军已经应对不暇，师生们只能采取自救。老师让每个六年级学生照顾一个一年级学生，五年级学生照顾一个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每十个人编为一组，自己照顾自己。在战火纷飞、强敌压境的危难中，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1941年5月8日夜晚，儿童教养所突然接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消息：日军便衣队正在进攻，南沟渡口可能已经被日军抢占。南沟渡口，是距离儿童教养所最近的一处黄河渡口。南沟渡口被占，孩子们要渡过黄河将会非常困难。
情况危急，学校立即组织学生，每个人从食堂里领取五个馒头，在操场集合，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奔向70里外的尖坪渡口。时星光黯淡，山路崎岖，远处战火闪烁，近处风声呜咽，孩子们一路跌跌撞撞，大的拉着小的，在黑暗中行走了一夜，天亮后才走到了尖坪渡口。
然而，站在渡口，却不能过河，因为日军飞机轰炸，黄河北岸战火燃烧，船夫都把船只停靠在黄河南岸，不敢划过河来。孩子们疲惫不堪，奔走一夜，赶在日军占领前来到了尖坪渡口，却没有船只送他们过去。
早晨十时，有人传言：日军并没有占领南沟渡口，南沟渡口还有船只摆渡。老师组织孩子们又沿着黄河岸边，走向南沟渡口。突然，后面枪声大作，一群衣衫破烂的中国军人跑了过来，他们说日本鬼子从后面赶来了，赶快跑。中国军人中还夹杂着很多老百姓。
无奈之下，孩子们只好跟着这群人一起加快速度奔跑，一直跑到了下午，才来到南沟渡口。刚刚喘口气，空中突然出现了四架飞机，向着人群疯狂扫射，大家仓皇奔逃，有人情急之下，跳入了黄河里，拼命向黄河对岸游去，却被黄河对岸的中国河防部队乱枪打死；有人刚刚跳入黄河，就被追赶上来的日军射杀。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觅路逃跑，黄昏来临的时候，老师组织孩子们来到了山上一个叫做路家坪的村庄，暂时得到喘息。清点人数，500名学生仅剩下300名，老师仅有16名。
拂晓时分，趁日军飞机不能轰炸，师生们又出发了，准备翻越山头，赶往黄河边。当时，低年级同学在前，高年级同学在后，老师在最后面，向山顶上攀爬。就在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空中又出现了日军飞机，对着师生们扫射，前面的同学爬上山顶，寻隙躲藏；后面的同学不得已，又回到了路家坪。
路家坪当时已经人去村空，跑回路家坪的有150名师生，他们躲在窑洞里，躲避日军轰炸。天黑后，这里又陆陆续续来了100名学生。
日军占领了黄河各处渡口，又开始了搜山，整个中条山中风声鹤唳，危机四伏，师生们白天不敢出外，只能躲在路家坪的窑顶里，像风雨中躲藏在树叶下的鸟雀一样；而到了夜晚，他们才敢走出窑洞，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野草、草根、草籽、树皮都成为了食物。
17万中国军队坚守的中条山，10万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占，由于中国军队的败退，让这群孤儿遭受这样的灾难，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之痛。
10天后，路家坪突然闯进了四名拿着枪的日军，他们看到窑洞里躲藏的师生，严令他们不准离开，在这里等候发落，如果自行离开，就要用机枪扫射所有学生。
然后，日军就把十多名老师全部带走了，说是让给他们抬炮弹。
没有了老师，孩子们在极度的恐惧中等候了一天。第二天，几名寻找食物的高年级学生，在一处山沟里，看到了被枪杀的十几名老师的尸体。还有一名老师，是总务处主任，被日军带到了司令部审问，大概是要他说出藏匿粮食的地点，他不愿意说，被日军挖出心肝。
日军将这些学生带到山下，强迫对他们进行奴性教育，孩子们经常遭受打骂。不久，日军又命令中条山中各县带回这些孩子，继续进行奴化教育。
中条山战役中，有多少学生最终逃出了日军的魔爪，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有一个名叫吕克振的学生，最终奇迹般地逃到了黄河南岸，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申银生、张修善、韩水英等八名同学辗转来到史家滩，看到一个班的中央军用牛皮筏做营运生意，可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难童一个也过不去，任凭你好说歹说，苦苦哀求，他们不见钞票怎么也不行。在过河无望、食无着落的情况下，我们忍饥受饿一直等到第五天，忽听河对岸喊：‘河那边可有教养所的学生？’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像注入一针兴奋剂，我们不顾疲惫，鼓足勇气，大声回答：‘有！有！有！’对岸接着说：‘奉司令部指示，教养所的学生可优先过河。’经过与管渡人员交涉，下午三时我们总算平安渡过了黄河。过河后，不知是泄了气，还是饥饿过度，我们一个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都倒在了地上。申银生直喊肚子疼。在河边接我们的司令部李参谋慌了手脚：‘这里缺医少药，只好由我背着你走，其余的跟我慢慢走，到了兵站就有办法了。’距离河边不到三公里的兵站，我们走了近四个小时，精神状态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一到兵站，炊事员就给我们端来一筐白面馒头，正当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时，另一个炊事员却把我们手中的馒头抢去，扔进箩筐里端走了。接着来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解释说：‘同学们不要误会，这是医生听说同学中有人喊肚子疼，才这样做的。大家饿了很长时间，怕猛吃会撑坏肚子，所以让先煮点面条，润润肠子和肚子，然后再吃馍馍，这样对身体有好处。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兵站，难道还怕几个同学吃一次白馍馍？’听完这位长官的解释，我们激动地说没关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敬爱的孙显卿所长来接我们到渑池的平陆儿童收容所。”
这次战乱中，儿童教养所渡过黄河脱险的师生仅有60多人，六年级的毕业班只剩下8个人，其中包括吕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