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与日军在山西作战了三年的彭德怀，当然知道日军是训练有素的，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和日军作战，会付出一定的牺牲。但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文革时期流行一时的毛泽东的话。打仗，当然是要死人的，如果害怕死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奴才。

1940年的春天和夏天，日军在华北步步逼近，八路军在平原上步步后退。日军像奔跑过快的马车，成为了强弩之末；八路军像压缩的弹簧，蓄满了力量。日军正在得意忘形连战连捷的时候，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罩了下来。

《孙子兵法》有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兵法》又云：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可是，日本人不懂兵法，日本人不但缺少战略家，仅有的一个战略家石原莞尔还被边缘化，而且日本人的战术也不怎么样，炮兵轰后步兵冲，步兵冲后炮兵轰，《步兵操典》对各种战术动作都做了详细的规范，呆板至极。比如说，日本人作战时一定要戴上帽子的，不戴帽子上战场被视违规，要遭受严惩，天气再热也要戴帽子。反观八路军的战术战法，则灵活机动得多，只要能够打死敌人，戴个瓦罐也可以。

彭德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敌人跑得太快了，进入我们根据地太深了。拳头伸直后，就再也没有了攻击的力量，而要攻击，就必须缩回拳头。然而日本人贪婪他们已经占有的土地，他们不愿意缩回拳头，他们就一直挺着一个伸直的拳头，气势汹汹地向八路军撞来。

当时，日军在占领区广筑碉堡，每个碉堡安插着几十个人，坚硬的碉堡对于八路军手中的枪支来说，看起来好像坚不可破，实际上，碉堡让日军兵力分散，狭窄逼仄的碉堡里是日军的天下，而广阔的碉堡之外，是八路军的天下。

日军修建碉堡，等于作茧自缚。

彭德怀看出来，这是一个反击的好时机。

《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7月上旬开始准备，8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

总部决定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

百团大战是8月20日打响的。从彭德怀7月22日给延安发电报，到8月20日打响，中间相隔几乎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延安对彭德怀的请示是什么态度，有没有给彭德怀回电，不得而知。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

而且，从后来中央的种种表现来看，也是赞同百团大战的。1940年9月10日，发布《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山东和华中地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9月18日和9月20日，延安还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隆重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也出息了第二次庆祝活动。

所以，以后问责百团大战和彭德怀，都是不应该的。

后来的彭德怀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会越打越大，他本来只想动员22个团，没有想到参加的部队越来越多。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抗战激情极为高涨，大家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压和封锁，只要听说哪里打仗，没有接到命令的部队也去参与，最后变成了105个团和日军作战。

105个团，有多少人？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八路军》一书介绍，当时的参战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有27万人。这些团有大有小，大的五六千人，小的只有几百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首流传全国的歌曲，叫做《交城的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大山里住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华政委就是华国锋，百团大战的时候，这支号称一个团的游击队也参战了，实际人数只有几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