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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桐柏山的李先念的部队是新四军。

皖南事变以前，国军和新四军一直合作很好。国军和八路军也是这样。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浴血卫国。而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抗战的局势不再那么紧张，双方开始有了摩擦。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春，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同室操戈的悲剧。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对立起来。

长期以来，我们听到的皖南事变都是国民党制造内战，罪恶滔天，让全国人民齿冷心寒。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这样写的。然而，最近，随着历史档案逐渐解密后，人们才对皖南事变有了全新的认识。当历史帷幔逐渐被拨开后，我们才发现以前的认知有着太多的错误。

抗战之初，南方各游击区，也就是没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和游击队，接受中共中央的指令，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在一起，成立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和孙立人的新一军处于同一个等级的编制。

新四军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实际上和八路军一样，听从的是延安的指令。新四军成立后，扩大地盘，扩充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有了摩擦。新四军活动的安徽区域，也刚好是桂军活动的区域。双方硬碰硬，谁也不会占到便宜。新四军有着多年的游击战的经验，勇猛顽强；而桂军同样是山地游击战的好手，同样骁勇善战。

新四军要扩充，就避开了江南的安徽地区，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苏北是江苏保安军区司令员韩德勤的地盘，韩德勤的保安部队和桂军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陈毅和粟裕先战黄桥，再战姜堰，全歼韩德勤的89军，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兵败逃命，落水溺死。

抗战中，国民政府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军长有9军军长郝梦龄、67军军长吴克仁、42军军长冯安邦、29军军长冯安宝、3军军长唐淮源、98军军长武士敏、79军军长王甲本。一共七位中将军长。而粟裕的黄桥一战，就间接打死了国军一名中将军长。粟裕的战争能力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他是在黄桥战役中崭露头角的，以后的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都让人目瞪口呆。然而，翻开抗战历史，粟裕没有与日军大规模作战的记录，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有记载说粟裕在抗战中有过两次伏击日军，一次是韦岗伏击战，歼灭日军30人；一次是车桥战斗，歼灭日军460人。

89军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高层极为震怒，向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月内，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往黄河以北。同时，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密令中央军的汤恩伯部和桂军的李品仙部向苏北集结，消灭新四军，显然，这是对黄桥战役进行报复。

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歼灭新四军的计划，蒋介石还蒙在鼓里。

当何应钦和白崇禧将歼灭新四军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报呈蒋介石时，蒋介石没有同意。蒋介石的想法为：将八路军和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即可。如果发动内战，势必让日本人乘虚而入，而且会引起全国各方非议和指责。蒋介石是全国抗日领袖，他要承担内战的责任。

就在国军的包围圈即将形成却按兵不动，新四军面临灭顶之灾而丝毫不知，何应钦白崇禧一再建议歼灭新四军而蒋介石不予批准的形势极为错综复杂，新四军危如累卵的时期，刘少奇和毛泽东竟批准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想要一举解决韩德勤，占领苏北。

然而，曹甸战役，新四军失败了。毛泽东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令新四军赶快北渡。

此时，国共矛盾完全公开。何应钦建议立即歼灭新四军，免得养虎遗患；胡宗南建议进军延安，将共产党的军队彻底剿灭。而蒋介石都没有同意，他的想法仍旧和以前的相同。

如果此时新四军能够遵照毛泽东的指令，可以避免灭顶之灾；可是，事情坏就坏在新四军政委项英的身上，坏就坏在新四军的内讧。

新四军军长叶挺、政委项英一贯不睦，虽然“北伐名将”叶挺早就闻名中外，但是他不是共产党员，党内会议不能参加，文件不能阅读，共产党员的政委项英和新四军军部将他完全排斥在外。“北伐名将”项英怀着抗日之心赴任新四军军长，完全是一个错误。

皖南事变前夕，项英一再拖延，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合围计划得以实现。

蒋介石仍旧抱着一线希望，不希望同室操戈，他在1940年12月25日召见了周恩来，告诉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河北，不是今天的河北省，而是黄河以北。

这可以说是最后通牒了，可是，新四军没有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新四军关于什么时间北移，走什么线路北移，仍旧争执不休。当时，李品仙的桂军已经放开了北边的包围圈，让新四军赶快离开；毛泽东又下达了立即北移的命令。可惜的是，项英没有重视。

项英做党务工作有一套，但是对军事可以说一窍不通，而他又偏偏把懂军事的叶挺排斥在外，独断专行，带着新四军走向毁灭，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他死不足惜，但7000名新四军战士死得冤枉。

1941年1月4日，项英带着9000名新四军将士，没有循着李品仙部打开的口子，立即北上，而是南下。南下，刚好与包围圈中的国军撞在一起。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