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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29军军长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扫墓未归，与日军对峙的是师长张自忠、冯治安，副军长秦德纯等将领。

张宗衡回忆说，这些29军的高级将领们急电宋哲元，又派人急赴山东，请宋哲元速速返回，支持一切应变事宜。宋哲元的态度是希望此事能够和平结果。毕竟当时的中国高级将领都明白，中国还没有与日本全面开战的资本。战事越拖延，对中国越有利。那时候，德国的精良装备从遥远的欧洲陆续运抵中国，德国的军事教官正在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自从一战结束后，被欧洲列强制裁的德国，在遥远的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把中国当成了展示自己各种新型战术和新式武器的练兵场，而大批中国军官和特种部队，也陆续进入德国的军事学校进行深造。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与德国的蜜月期。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名小小日军士兵的失踪会引发全面战争，后来，这场战争居然打了8年，而且从亚洲波及到了欧洲非洲大洋洲，席卷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演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

此时，不仅仅远在山东的29军军长宋哲元希望和平解决，蒋介石也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而广大的国民政府高层，更是盼望着能够和平解决，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赢得充足的时间。

就像九一八事变一样。九一八事变发生，明知道东北被日军蹂躏，但是国民政府一直隐忍不发。

长期以来，人们把放弃东北的帽子扣在了蒋介石头上，认为是蒋介石让张学良执行投降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若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一天后，他的日记又这样写道：

“雪耻。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

然而，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经济衰惫，军事衰弱，用什么与日本作战？10月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

几日后，他的日记中又这样写：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唯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一直在积极准备。蒋介石也在打与不打之间徘徊不定，直到6年后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彼将趁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决心迎战，此其时乎？”

蒋介石因为不清楚日本的目的，他并不知道这场战争是日本中下级军官发起的偶然战争，是为了一泡屎的尊严而引发的战争，他以为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信号，然而，他还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此次争端。

所以，蒋介石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援助29军，一方面致电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要其“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

当时在国民政府内部和知识界，和谈的意见占据上风。谁都知道中国无法与日本开战，能拖一时是一时，拖得越久，对中国越有利。

七七事变发生后，各方都在发表声明，占领舆论制高点。

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事变第二日，也就是7月8日发表声明：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国民政府发表的声明，已经到了10天后，这就是著名的《庐山宣言》：

“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从中共中央的宣言中，能够看出来，希望全民奋勇抗日，拒绝和谈。后来的宣传报道中，都是说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打击侵略者。国民政府的宣言中能够看出来，仍然对和谈抱着一线希望。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再看看日本内阁的声明，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日本内阁一连发布了两份声明，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份声明是这样的：

“现在，军部必须把预先在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准备着的部队赶快增援在中国的驻军。同时，在国内也必须动员所需要的部队，迅速派到华北。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今后坚持不扩大局面、当地解决的方针，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并且，在上述使中国方面道歉和取得保障的目的达到时，当然立刻中止派兵。”

从第一份声明中能够看出，志村菊次的那一泡屎拉得日本内阁措手不及，四天后，才决定赶紧把距离最近的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距离次近的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派往中国华北。日本此时也在寄希望于和谈。

几个小时后，一直在争吵不休的日本内阁又发布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中有这样的句子：

“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这份声明等于是全国动员令。前一份声明只是动员关东军和朝鲜军，这一份声明则是动员日本的所有军人。

大战由此爆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内阁提出，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结果打了八年。蒋介石提出大约一年就能结束战事，结果打了八年。

七七事变时期，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到底处于什么程度？何应钦在当年的陈述报告中说，日本现役兵力有17个常备师团，大约38万人。中国现役兵力170万人，第一期可以动员100万人参加战斗。这100万人包括各地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杂牌军。而且，这170万人里，还算上了红军的军队。

日本内阁的算法是，日本除了38万现役军人，还可以立即动员400万人参战，三个月解决战争。蒋介石的算法是，中国以空间换时间，一年结束战争，他错误地认为“对外战争易于内战”。

所以，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时局有着错误的判断，在全面抗战没有开始之前，任何和谈行为都不能视为汉奸行为，只有愣头青才不顾自己的本钱，脱掉帽子，用自己的光头去撞敌人的刀刃。然而，当全面抗战开始，全民一致抗日，如果此时再与日军媾和，即为汉奸。

蒋介石决定抗日，抗战成为国策，应该是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全民抗战，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这次国防会议，是抗战的里程碑。

这次会议，很像赤壁大战前诸葛亮在东吴议事厅舌战群儒的那次“御前会议”，是战是和，就要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东吴会议上，主战派主和派争论不休；这次国防会议上，各方主战主和也犹豫不决。周瑜说：“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刘湘说：“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孙权下定决心，用佩刀砍断面前桌案，蒋介石下定决心，决定全民抗战。

1937年8月7日决定全民抗日的这一天，张自忠在哪里？张自忠已经离开了北平，而北平，后世造谣中伤着说他就在这里和日本人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