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5岁以前，我一直是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而父亲去世后，我只有母亲的话可听了。

这很自然，中国传统文化是很讲究“孝”的。

所谓孝顺，不但要“孝”，而且要“顺”，顺着老人的意思来。

不仅如此，母亲一直是个比较开明的角色。

30年前，她从生产工人当上了厂里的会计股长，成了管理人员。

虽然股长不算什么正式级别，但和工人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那是个连工人都被羡慕的年代，更何况是干部呢？

可她做了两年干部之后，却做出了辞职经商的选择。

那可是80年代初，有正式工作跟没有正式工作，在人们眼里地位有天壤之别。

可她居然就选择了“没有正式工作”。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地主子女”，她基因里一直潜伏着发财致富的冲动。在毛时代，她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根本不敢对任何人流露出这种欲望。而且，那时也不回给你机会去实现梦想。

而1982年，改革开放了，电视里已经在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黄帅张铁生之类的典型已被“专业户”、“重点户”、“万元户”取代了。

她很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个新时代。于是她做出了选择。

那果真是个遍地黄金的时代，只要你肯屈身去拣，你就能发财。

很多当今中国的重量级经济人物，其发家都起源于那个时候。那是个公平的起跑线，大家都是从一无所有开始。

短短两年，母亲就凭借她的聪明、勤奋和诚信，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1984年国庆35周年前后，她曾对着电视里的“万元户”嗤之以鼻，说：“我个女人，就顶10个万元户了。”

如果不出意外，她将会成为中国商业界又一个女传奇人物。

尽管母亲在1984年就已经积累了10万资本，可幼年经历给她带来的创伤实在太深了。

她又做出了一次选择：见好就收，不干了。

而事后证明，这一次，她看走眼了。

多年以后，我曾问母亲：“你当时为何不坚持下去？”

母亲回答说：“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她与泥腿子制度打交道几十年后发出的无奈叹息。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正常的制度下，人们应该知道明天会变的更好。而泥腿子的制度下，一切都吉凶未卜。

如今这个社会好，还是不好？

很多人说不好。

其实我也觉得不好，母亲也觉得不好，比如她抱怨那些官员们胃口太大，弄得她的生意利润微薄。

可是，再微薄的利润，也比天天面临不测要强的多。

有了这种遗传，我自然也具有某些对外界环境的天然抵抗力。

1997年，中国人被发财致富的幻想冲昏了头脑，满大街都是搞传销的，到处都是老鼠会，各类骗子都受到人们的热捧，人们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洗脑。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自然很穷，也很想赚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一个熟人拉去参加安利的所谓“培训”。

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安利是干什么的，以为是一场职业培训，抱着听听看的想法稀里糊涂就被拉进去了。

会场有几千人，男女老少，西装绅士，白领丽人都有，气氛狂热得让人莫名其妙。

他们喊着各种莫名其妙的口号，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动作，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欣喜。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这群莫名其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怎么会这样？

其实我的莫名其妙在父亲身上就发生过，1967年，他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就感到这种莫名其妙。

而最终，我们都选择了与这种莫名其妙的人保持距离，坚守着某样东西活着。

而事后，我们也不会和那些莫名其妙的人一样抱怨：我们上了当，我们受了骗，等等。

至今，母亲已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确实见多识广。

但她一直没学会一样东西：如何与泥腿子们打交道。

出于对泥腿子不讲信义、贪得无厌、急功近利、有来无回的本能厌恶，她一直避免与泥腿子打任何交道。

可偶尔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泥腿子并不会在脸上写上“泥腿子”仨字，他们总是伪装成人。

至少，我知道母亲与3个泥腿子打交道时吃了大亏。

第一个，一个可怜巴巴的工厂同事。1983年他结了母亲500元钱。那是人均工资四十块、猪肉8毛一斤的年代，等于借走母亲一年的薪水。

后来他翻身了，虽然不算富，但也不算穷。可那500元——在当时算笔巨款——居然被他“忘记”了。

母亲也不好意思要，虽然她已辞职经商，可毕竟是老同事啊。

就这么一拖十年，直到1993年，母亲厂里一位领导来看她。

母亲旧事重提，这位领导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刻找到那人，要他还钱。

他还了，500元。这是1993年，那时我在大学一个月生活费也比这多。

第二个就更厉害了。

他是一个孤儿，跟我年纪一样大，自小寄人篱下，15岁就开始在社会上做小买卖，吃了不少苦。

母亲遇到他，知道他的不幸，很是动了恻隐之心，把他当儿子看待。

于是，母亲对他格外宽厚，别人拿货是要批发的，他拿货可以赊销；卖不了的母亲全部收回。

等于没本钱，赚利润。

那小伙子跟母亲合作了几年， 拿货一次比一次多，起初还是守信的。

但最后一次，他拿走了最多的货，从此不知去向。

第三个，一个穷邻居。三个子女都没正式工作，老婆是疯子，全家靠他一个人退休金过活。

他和他儿子向母亲求助，母亲如同带徒弟般，把他们引上了做生意的路。

后来，母亲因为去南方，北方的不少存货就放在仓库里，请他代为保管。

几年后，母亲回去处理存货，发现存货早被人处理过了；连父母的故居也被那父子俩租出去收银子。

当然，钱不会给母亲。

这次母亲不高兴了，说：我的房子，你们不该问都不问一声就租给外人。

从此恩断义绝。

有过这几次教训，母亲更不愿意和泥腿子打交道。

经过数十年筛选，留下来的客户——无论是买方还是供货商，都是靠得住的人。大家做事，一个电话就能决定数量、质量和价格，到货时连点货都没必要，绝无半点欺骗。

所以，到了最近10年，母亲的生意又开始有了起色。

可她毕竟已经老了。精力不济，身体也不行。

甚至，2009年年初，在一次赶往工地路上大口吐血，当时被误诊为肺癌。

商人，绝不是每天游逛于商务会所和高尔夫球场的潇洒客，商人付出的汗水心血永远比常人多得多。

一次，母亲曾对我说：“再让我年轻三十年，我一定还能东山再起！”

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有一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这种壮志未酬的不甘，何其相似。

经过那么多教训，母亲总算学会了如何在生意场上避免与泥腿子打交道。

你再不要脸，我不跟你来往，你拿我也没辙。

可是，她还是没学会，如何与泥腿子打交道。

这次遇到的泥腿子，是前岳父岳母，还有深受他们影响的前妻。

而这对根正苗红的泥腿子，却没法跟生意场上一样，“避免”与其打交道——这种关系，通过婚姻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又通过孩子牢牢联系在一起。

我第一次上岳父母家，就感觉有些奇怪：什么年代了，这家人怎么还挂着毛的像？

而且在闲谈中万一扯到毛，岳父岳母就会驳斥我对毛的“偏见”。

毛就是泥腿子们心中的神，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最成功的泥腿子。

他把泥腿子们的哲学玩到了极致，把泥腿子们的品行发展到顶峰。

如今他死了三十多年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泥腿子对他顶礼膜拜。

在我眼里，膜拜毛的泥腿子不外乎三种人：

一是心特别坏的，心术不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