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里，远处的高楼间或亮着温暖的灯光。
亲爱的，你在那边瘦了没有？你是不是还在悲伤地哭泣？
你可曾知道，此时此刻，我在为你担心，在祈盼上帝给你力量，让你坚强？
被冷风吹拂着的脸，两颗热泪缓缓滑下。
无论这世间多么残酷寒冷，总有一些角落还有微温......
我开车陪母亲给父亲上坟。
“我昨晚又梦到你爸了。”母亲说。
“哦？梦到他什么？”
“我梦到他年轻的时候，就我们结婚那一年。我在屋里等他，他拎着两个袋子进来，看着我笑，却什么都没说。”
我仰起脸眨眨眼睛，抑制住欲出的泪水。
六年过去了，只要一提起父亲，曾与他相处的日子，还有那场生离死别，就会在眼前一闪而过。
我替母亲为父亲摆放了鲜花，母亲低头看着父亲的遗像。
“你放心吧，儿子现在越来越懂事了。”母亲对父亲喃喃说道。
根据安排，我又送母亲去了叔叔家。
叔叔是位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干部，十年前就从部委退休了。我刚来北京时曾去看望了他一次，之后事情太忙，一直没抽出时间再拜访他。
叔叔见我们来很是高兴，问了很多我们的情况。很快他聊到了政治。
“你知不知道有本杂志叫《炎黄春秋》？”叔叔问。
“知道，也看过。”
“那本杂志办得相当好，敢讲真话。”
“是，我也这么看。”
“最近这本杂志展开过一场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探讨，非常有价值。在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反响很大。”
“哦？他们怎么说？”
“大家都觉得，人家北欧搞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这几十年，搞的算是什么？共同贫穷，彼此仇恨，异想天开，灭绝人性。最后，搞不下去了，还是免不了请资本主义回来收拾烂摊子。到现在，经济上去了，可社会乌烟瘴气。要是早些就按社会民主主义那一套来，该有多好啊。”
虽然我这些年看了不少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但在叔叔面前，我还是装作无知，聆听他的教诲。
“我很意外，没想到老干部会这么想。”我说，“我以为老干部们都很左呢。”
“左的也有。说实话，我很讨厌左的那些人。我们在这个体制里待了一辈子，这个体制的弊端和给人民带来的种种伤害我们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如果说，一个世事未谙没有头脑的年轻人被几句左的口号蛊惑，我倒还能理解；问题是跟我一样经历了这一切的人还很左，那么足以证明这个人缺乏起码的良知。他们的问题不是头脑问题，而是良知问题。就像那个邓X群，他拨乱反正时不也很积极吗？不过是没搞上总书记的职位，这才左了。典型的政治投机失败者的嘴脸。我曾看过一篇流传很广的《邓小平80年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里边提到当时邓X群就指出，这样改革工人有下岗的危险。这纯粹是放屁。你去查查词典，报纸，80年哪有‘下岗’这个概念？这词是90年代国企破产时才有的。这帮人为了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这么拙劣的伪造手法都用上了，你说他们肚子里能有什么好货？小平说的对，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那些‘左’们成天说改革开放坏了他们的大好形势，不改革开放会什么样？朝鲜就不改革，就是朝鲜那样！人，否定自己是很难的，我是这个体制的一分子，否定这个体制等于否定我过去的选择。可是，我还是得否定，因为不否定对不起良知。”
“他们还是有一些欺骗性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识破他们。”
“唉。”叔叔叹口气，“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就这个素质，也活该遭这么多劫数。四十年代不是没人提过第三条道路，可惜无人听从。富人不肯让出权利，穷人又想一步登天，想调和的两边不讨好。最后的结果呢？是两败俱伤。六十年了，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富人纸醉金迷，穷人又去抱着毛泽东的僵尸摇。这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走了那么多弯路，可一点长进都没有。”
“或许有些长进，”我说，“毕竟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建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尽管不民主，可老百姓公民意识会强一点。”
“咳，说实话我很悲观。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下面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过的有多苦，有多愚昧，多容易被毛式野心家煽动。可惜啊，文革后清算毛不彻底，他的虚假光环和谎言，很多还是给保留了下来，给了政治骗子们可乘之机。我们老了，没准哪天就去爬烟囱，想改变也没能力了。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坚持。”
“我知道。”
“你入党了吗？”叔叔问。
“没有。”
“哦。这个党，不入也罢。”
从叔叔家出来，母亲嘱咐我：“以后抽空多看看你叔叔，年纪大了，见一次就少一次。”
“嗯。”
母亲回南方前，与我商量这年春节在哪里过。
“肯定在北京了。”我说。
“要是你前妻想来怎么办？”
“就让她来嘛。”
“那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她来了，孩子心理会有一家人团圆过年的感觉。”
“那......那谁呢？”
“她今年回故乡过年。”
“哦。你们的事，你自己把握吧。”
“她现在从美国回来了吗？”母亲问。
“回来了。”
“我走之前要不要见一面？”
“嗯，我打电话问问。”
我给女友打电话告知此事，她有些犹豫。
“猫，按说你妈妈来了我是该见一下，可我回来后心情一直不好，很抑郁，也很憔悴。这种时候见她的话，我怕留下不好印象。”
“这倒无所谓，我妈不是喜欢挑刺的人。关键是你，这事我觉得勉强不好，这次想见就见，不想见的话，来日方长。”
“嗯，猫，谢谢你，我这次先不见吧，我想调整一段时间，以后有机会。”
“好。”
“代我向你妈妈拜早年。”
“好。”
母亲走后没几天，我接到出版社电话：上海一家影视公司想购买我一本小说的改编权，约好几天后到北京谈判。
到了约定日子，我与对方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对方来了2男1女，出版社也来了一个人。
出版社并不是活雷锋，而是出版时签了合同，如有改编权出售，要跟出版社三七开的。
“我是上海xx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我叫张XX。”说话间，那位女性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的头衔是副总经理。
显然，她是这场谈判的主攻手，其余二个只是敲边鼓的。
“我们和xxx（一位男星）关系很密切，合作很多年了。”张总优雅地端起咖啡轻抿一口，那范儿很”上海化“，“这次实际上是他委托我们来谈判。”
“哦。”我也喝了口咖啡，看着张总搅动咖啡时微微翘起的兰花指，静等对方继续。
“这本书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么说吧，内容还是比较紧扣时代的。”张总继续说，“不过，要成为一部影视作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