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最初的寻访工作只好悄悄地进行，活佛格乌昌率领僧众开始了寻访转世灵童的旅程。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和此行的目的，他们于1938年装扮成羁旅之客在青海省湟中县，叩开了位于当采村的灵童候选人家的大门。灵童注视着格乌昌活佛脖子上挂的念珠，说：“把那个给我。”格乌昌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把这串念珠给你。”灵童说：“你是色拉寺的阿嘎(喇嘛)。”格乌昌脖子上的念珠正是十三世达赖佩戴过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里对那次寻访是如此描写的：到目前为止，我的父母对他们所款待的这些旅游者的真正使命仍然深信不疑，可是几天之后，寻访队的大喇嘛和高级官员全都来到了我们在当采的家里，一看见这一大队不同寻常的来访者，我的父母便明白了我可能是转世灵童，因为在西藏有许多转世活佛，我的哥哥就已成为了转世灵童。同时，最近塔尔寺有一位活佛已圆寂（班禅大师），父母认为这些来访者可能正是来寻访他的转世灵童的，确实没有想到来者是来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

……

寻访的僧侣们严守着转世灵童身份的秘密，一来怕当时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以此为要挟索要钱财，二来最担忧的还是怕马步芳提出派遣军队护送灵童返藏。而这个老谋深算的回族将军一旦大军入藏，极有可能就此呆在西藏不走了。事实证明，僧侣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在灵童的消息走漏出去以后，马步芳得知后果然欣喜若狂，准备玩一招汉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公开声称要留灵童在塔尔寺坐床以后，再行送藏，至于送藏日期就不得而知了。

西藏不能没有活佛啊，无奈之下，格乌昌一行只得忍气吞声，一边向国民政府求援，一方面低声下气的去求马步芳。西藏方面从1939年1月至6月，多次电请蒙藏委员会督催马步芳予以放行，并恳请中央派员去西宁督办此事。后此事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考虑到与西藏地方的民族关系大局，因而多次亲自过问。蒋介石向西藏方面拍着胸膛表示，灵童入藏之事他可绝对负责。

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干涉之下，马自知留人无望，提出派兵保护灵童入藏。布达拉宫方面哪敢引狼入室？遂再次请求：我们出银子，不辛苦您老人家护送了好不好？对于这送上门的竹杠，马步芳自是不会手软，先是从国民政府那里敲到了十万块大洋的‘护送费’， 6月19日，蒋介石亲自电令支付了马十万元。而后，马又从西藏方面勒索到了四十万大洋，灵童才得以“赎”出了青海。

7.坐床

格仓活佛一行在青海寻找到灵童的同时，其它两路寻访人员也都寻找到了灵童一位。此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开始考虑金瓶掣签问题。按清代旧例，掣签典礼应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因此，需由国民政府派大员前往拉萨会同热振摄政主持掣签。但是，热振等均偏重认定青海灵童，并有不想让中央过问的意思。用汉人的话说是‘蒋委员长大事不糊涂’，因此国民政府并未让步，于12月28日下达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此后，西藏地方当局表示接受中央这一安排。由于英国和西藏亲英势力从中作梗，在吴赴藏途中，噶厦拟不等吴入藏即在三灵童中，排除另外两童，只要青海一童，不行掣签。对此，蒋介石迅速回电指示噶厦政府：灵童之“征认手续暨各种礼节，应俟吴委员长莅藏后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办理，会衔呈核，方足昭大信而杜纠纷，希即遵照为盼。”

吴忠信在拉萨拜会热振，面交了国民政府特派热振主持典礼之特派状、蒋介石的亲笔信、中央册封热振之册文及金印、中央颁发热振的彩玉勋章等。热振也同意吴忠信察看灵童，并于1月26日呈交长函一封，详尽叙述了寻访灵童的经过和认定灵童的理由，请吴报告中央免予掣签。吴忠信在取得察看权并核查热振长函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于1月28日电请“国府颁布命令，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俾得及时筹备坐床典礼，以昭郑重。”1940年 1月31日，吴忠信赴罗布林卡看视年仅五岁的灵童，认为其不同寻常。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至此，十四辈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才在蒋委员长的特赦下，免于金瓶挚签，得以正式坐床。

1940年2月，英国派驻锡金的行政官员古德赶到拉萨，以观礼为名，行监视吴忠信、破坏中央在藏威信之实。在古德等的恶意挑唆下，噶厦少数官员提出将吴忠信在大典上的座位设在热振对面，高低与司伦相同，并将英国人古德的座位与吴排在一起，企图以此降低中央大员的权限和地位。对此，吴忠信坚持自己代表中央，主管蒙藏事务，至少应循清朝驻藏大臣之例，在达赖喇嘛的平行左方设面南之座。经过严正交涉，在热振的支持下，噶厦政府终于采取吴忠信所提议设座。 1940年2月22日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隆重举行，中央及西藏地方官员共五百余人参加。吴忠信座位在达赖喇嘛之左，面南平坐，其他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率众僧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众俗官则坐南面北。至此英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威信的阴谋破产，古德灰溜溜的没有出席典礼。

格仓活佛在青海迎请达赖灵童入藏，被马步芳敲诈勒索了四十多万元，弄得西藏僧俗上下怨声载道，噶厦政府一面装穷叫苦,一面暗示国民政府如不承担，将向大英帝国借款。后吴忠信查实，西藏方面被马步芳索要款项共计四十三万九千元，据此致电国民政府，提出“拟请中央以颁发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大典名义，特给以法币四十万元。”行政院接吴电后，当即呈报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立决，正式拨款四十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的艰苦岁月，国民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数次拨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用，为西藏解决这一重大财政问题，实属不易。

这件事情原本该是非常完美的结局：中央政府大员在坐床典礼上昭示了权威，又承担了巴达拉宫此次在青海迎接灵童的损失，一时在西藏上下，无不拜服中央政府。奈何中国的事情许多时候就坏在低素质官员手里，中央政府代表团里某个要员，一再在官方场所强调此次政府对布达拉宫的恩惠，想自此让布达拉宫对中央政府感恩戴德，不想适得其反，反而让许多噶厦政府的官员和布达拉宫的僧侣生出了反感。

历史的悲剧总是会重演，1989年重修布达拉宫，到1994年竣工，共耗资53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政府在工程第一期就拨出了4000万元，送银子的官员也犯了如此错误，反复啰嗦中央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重视藏区文化和藏族人民的信仰如何让如何让，这让当时的藏族官员非常反感，后来阿沛.阿旺晋美实在忍不住了，说了句：“……”。这官员顿时哑口无言，闭口不再谈这话题。

阿沛.阿旺晋美说的是什么？谁知道可以贴在回复里。我要保护帖子的生存。不能说，不用百度，你百度不到的，需要去中央档案馆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