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榕树下的新闻工作者以为铲下巴会选择胡连佬，毕竟书生长得太斯文白净了，铲下巴若是有半点自知之明，她都应该选择胡连佬。

可是这个世界上，能有自知之明的女人，显然不算多。有的长得五大三粗，却非要找玉树临风；有的穷困潦倒，却做梦都想嫁李嘉诚。这，大概与俺小时候在家里种田的时候想嫁卖包子的大叔，是一样的道理。

对于大榕树下的新闻工作者把自己许配给胡连佬的事，铲下巴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当天被三婆关在屋里时，她非常明确地当着三婆母子三人表示：她想嫁的人是书生。

书生自然是大喜，能让一个女人喜欢，无疑是可以充分满足虚荣心的事。虽然这个女人条件不怎么样，但总好过没有。他已经当寡佬当到40多岁了，虽然小白脸也还是小白脸，但年龄摆在那里，人家不说他自己倒输了底气。

对于铲下巴的选择，勾鼻子急坏了，他希望女儿选择胡连佬，因为胡连佬长相老些，性格也忠厚些，就算是干农活，胡连佬也能干些呀。小白脸有什么好？长得白些可以当饭吃？

三婆也急坏了，她其实也希望铲下巴选择胡连佬，因为胡连佬年纪大些，对比书生来说找老婆更难，因此她希望先解决了胡连佬的婚事，再慢慢想办法解决书生的婚事。就像那房产商，建好了一大堆房子，自然是先把那些座向不那么好的房子推销出去，然后再考虑那些好房子销售问题。

总之，铲下巴的选择，除了她本人同意，大榕树村的所有人都不认同。得不到众人祝福的婚姻，是注定了不会长久幸福，当铲下巴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当天晚上，当业余新闻工作者吃了饭喂了猪聚集在大榕树下的时候，铲下巴选择了书生的事成为当晚的头条新闻。有评论员对这条新闻作了这样的评论：“没那么大的头，戴那么大的帽子干啥。”

大伙可以听出，这句话是批判铲下巴的，意思是说，凭铲下巴的智力，不该嫁书生那样的人，一句话，铲下巴配不起书生。

很快地，三婆向大榕树村的乡亲们宣布了书生即将结婚的消息，时间很紧，就在一周之后。因为当时已是农历5月了，6月和7月是不可以婚嫁的，因为在大榕树村的人看来，6月和7月刚好在一年的中间，两边不着岸，办婚事不吉利。

虽然铲下巴智力欠缺，但三婆仍然欢天喜地地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吩咐书生带着她到镇上做衣服。那时候镇上的成衣不像现在这么多，但卖布和裁缝的店子却非常多，书生带着铲下巴到镇上的裁缝店量身度做了几套新衣服。

因为铲下巴娘家不在这边，因此书生娶老婆是“旅行结婚”。大榕树村的旅行结婚，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旅游结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书生就带着穿着新衣服的铲下巴到市里等圩了，直到傍晚时分，大伙把喜酒喝得差不多了，书生才带着铲下巴回村。

一对新人路过村边的大榕树时，早有宗亲拿着大串鞭炮冲过去热热闹闹地放起来，书生拉着铲下巴在鞭炮的硝烟中冲出来，像猛虎下山一样窜回家，跨过大火盆，拜过天地，就算礼成。

毕竟智力有些缺陷，当天铲下巴的表现不怎么令人赏心悦目，比如身体语言非常不协调：虽然穿着一套新衣服，手和脚却老是做些不怎么正常的动作，令人怀疑其手脚长错了地方。

大榕树树的第一个外省媳妇，是一个智障的姑娘，这种看法对大榕树村的新闻工作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后来一段很长的日子里，大榕树的新闻工作者都以为，外省姑娘都与铲下巴差不多。

直到有一天，胡连佬想方设法颠覆了这个想法。

不管大榕树下的新闻工作者如何评论，铲下巴成为书生的老婆已是铁定的事实，反正他们的评论又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自然也没有人家那号召力，基本上评了等于没评，论了如同没论，左右不了铲下巴的决定，更加影响不了社会的进步。

从铲下巴与书生结婚的那天起，丧失颜面的胡连佬就不再与书生说话，包括不参与他的婚事。按武侠小说的惯性说法，是这对兄弟自此结下了梁子。

男人都如此，当女人让别人抢走了，他们往往都会认为情敌卑鄙，抢走了心爱的女人。胡连佬估计也是这样想的。

对于卑鄙之人，自然是敬而远之。因此书生与铲下巴结婚不满三朝，胡连佬便闹着要分家，如果条件允许，说不定他还会收拾衣服像小媳妇一样闹着回娘家，以示对这个家庭的悲观和失望。

其实，女人的心若在你身上，又岂会让人抢走？失恋的人智商会退化为零，胡连佬就是例证。当然，以他当时的智商，没有爬上村前的大榕树下哭闹，已属难得，在城里，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为了女人爬上高楼往下跳。

当然，为了男人爬上高楼往下跳的女人也不少。争当爱情主角的，从来不会少，不管演的是是喜剧还是悲剧，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三婆也感觉胡连佬受了委屈，所以她马上同意了胡连佬的提议，决定分家。

按照村里的惯例，兄弟两人以厅为界，各人分别分得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而三婆就把床搬到厅里了。母亲是共同的，厅自然也是公用的，只可惜，兄弟情谊已经不再。

其他的锅呀碗呀之类的东东，胡连佬坚决地表示不要，估计潜台词是既然老婆都没有了，还要这些劳什子干啥。这令大榕树下的新闻工作者很是不解，有的甚至揣测胡连佬是不是心灰意冷打算分了伙就出家当和尚去了。

村中其他的兄弟分伙，就算是本来感情极好的兄弟，也会因争夺一个碗或一个洗脸盆而干上一仗，虽然，打架并非他们本意，大部分都是在各自老婆的煽动下才动手的，但也从中看出了庄稼人对碗筷盆瓢的看重，毕竟庄稼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有要花钱买的东西都格外珍贵。

当晚的大榕树下，书生与胡连佬分伙的消息令新闻工作者议论纷纷，大伙都在奇怪，为什么胡连佬仅分到一个瓦煲也不闹？甚至还表示连田地也不要了，让书生代为耕种，至于兄弟俩共有的大水牛，他也不要了，权当是书生种田的酬劳。

当时，农民种田还要交公粮的，胡连佬这样做，就好像是以半只牛的代价请书生帮他种田了。

分了伙的第二天，胡连佬就收拾了包袱离开了家。当然，他不是回娘家，而是到县城里搞副业去了。

当时，俺的家乡只是一个县城，不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竟然成为全国百强县了，后来还撤县建市了。奇怪的是，俺的家乡今天又成为贫困县市了，据说每年还能捞点扶贫款。

俺的家乡到底是强还是弱？俺说不清，俺想说的是，任何一个人承受如此大的落差，非要吐血不可，不过俺的家乡貌似没有吐血的征兆，俺家乡老百姓的情绪也非常稳定，都是一班没心没肺的家伙。

扯得远了，继续说胡连佬。

跑到县城的胡连佬到小食店给人打工，当店小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大榕树村走出去的人并不多，数起来没几个，所以胡连佬的离家出走，在当时很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村中的新闻工作者找到了可以大做文章的题材，自然是兴高采烈，而最高兴的，莫过于铲下巴，她的心情，应该与翻身的农奴差不多：瓢盆分到手了，田地也分到手了，甚至连大水牛也是自家的了，60多岁的三婆虽然语言不通，但还能下地干活，将来还可以做饭带孩子，真是太好了！

只有她的父亲勾鼻子，从胡连佬的离家出走中隐隐嗅到了不安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