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法制办后，会议多了，案件一个接一个，明显地忙碌了。

一天，我正在开一个关于行政强拆的前期商讨会。会议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克斌召集，参会单位有公丨安丨分局、信访办、建委、拆迁办、房管局、宣传部和法制办等单位。李书记召集会议，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都一一出席。刘主任带着柳科长和我参会。当然，我们是不能上主桌的，就在后面听着。

藏在裤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我悄悄地拿出来一看，是父亲打过来的。我立即将电话掐掉。这样的场合，除非李书记接电话可以大声说话，其他参会人员都只能掐掉或者用手捂着轻轻地说。

我更不敢接。一接通肯定是满口的湖南土话，在一个满是说普通话的地方说土话，还不把大家笑死。我刚掐掉了，父亲又拨通了我的电话。无奈之下，我只好悄悄地溜出去了。

“什么事呀？”我一接通电话，就没有好气。

“你怎么不接电话呢?”父亲埋怨我，“你都好长时间没有打电话回家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好。”父亲是在关心我，我和家里没有联系，他们就着急。

不是我不想打电话回去，每次打电话，他们就说一件事——我的婚姻大事。

“你都不小了，工作也稳定了，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你看你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就你还单身。谁谁家的孩子都好几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人的传统，尤其在农村，如果不是上学时期，男的二十一、二岁，女的二十岁左右基本上都定亲了。

父母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婚姻这玩意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而是缘分到不到。我一个人着急，而王一蕊犹豫，一个巴掌也拍不响。谁也不愿意总是过着自我娱乐的生活，众乐总比独乐好。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们就放心吧，打不了光棍的。我又不是在农村，城里三十岁都不晚。”我每次都只能搪塞过去。

我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很着急。一个人离开老家一千多公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工作已经稳定了，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依然是一种漂泊。

从遇见王一蕊那天起，我就打心眼里认为这是我生命中的女人，一直采取死缠烂打的追法。见到一个好的不容易，抓到了就不能放手。

“我觉得你挺实在的一个人，有农村人的朴实。”我没车没房，王一蕊看上我，也许就是这一点，让她觉得跟着我踏实。

“那你还不松口。”我希望她能说出“我要嫁给你啦”，半年多了，她却一直紧闭不开。

“不是我不松口，是我父母不同意。”她总是爱搬出这个挡箭牌。

她的父母是我最难逾越的障碍。

“我又不是和你父母结婚，我要的是你。”我紧紧地搂着她，她不反抗也不主动。

“我跟我父母谈了好多次，他们总觉得北京人嫁给一个外地农村人，而且这个人除了是个男的，啥都没有，实在有些对不起亲戚朋友。”我很是伤心。外地人、农村人怎么啦？北京人就高人一等吗？说不定你们祖先当年也是从外地搬过来的，只是比我早来而已。对她父母的反对，我有一种咬牙切齿的痛恨。

“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你们能不能把眼光放长点，看看我的未来好不好？”我说。

“未来？未来在哪里？我们都看不见呀。”王一蕊学着她父母说话的腔调。

未来确实看不见，是一种虚幻。我努力工作，用心经营，在机关这种地方，吃不饱饿不死，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不努力的人。我会成长起来的。即使没有成长起来，你跟我过着苦日子，我去乞讨，我也会先把好的给你吃，你还不相信我吗？”结婚前的男人都是孙子，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什么花言巧语都要说出来。

“我可不愿意跟你去乞讨，也不愿意吃你乞讨的。”她成心气我，或许也是在考验我。

“哎——你要我说什么好呢。反正我告诉你，你不和我好，和谁都别想好。”我急得团团转。

“呵，你能耐大了？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你还别逼我。”王一蕊瞪着眼看着我说，“你有本事你就找我父母去谈，你能把他们说服了，我就松口。”

“他们看不上我的，你态度坚定，他们就没辙。”我得先稳定她。把主人公搞定了，其他配角就好说了。

“我从小就很听话长大的，谈到咱俩的事情，他们就流泪。我不能因为你失去他们吧？”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样，父母也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孩子。

我不能责怪她父母无情、不能责怪王一蕊不努力，更不能责怪我父母怎么把我生在农村，我打着牙齿往肚子里咽。她父母担心的是我们没有美好的未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受苦受罪。

自从上次和她父母去面谈一次后，没事我就远离着他们，只是用电话和王一蕊联系，约她出来。每次过节时候，单位发给我们的蔬菜、米、油以及食品，我二话不说，骑着车就拉过去，送到他们家里。

“小波，你留着自己吃吧，我们也吃不完。”见我大包小包地往她们家送东西，她妈妈每次都这么说。

“不用啦，我一个人也不做饭，都是在单位吃，拿着也放坏了，值不了几个钱，你们就慢慢吃吧。”我总是笑呵呵地一边说一边把东西搬到厨房。

“坐下来喝杯水吧。”我把东西放好了，她就会笑眯眯的跟我说，好像挺疼我。

“没事的，我单位还有点事，马上得回去。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告诉我。”我找好借口不在她家里呆着，我不想让她问我更多的关于农村的事情，装作匆匆忙忙的样子。

老年人喜欢发点家庭食用的东西，虽然不值钱，拿着心里也高兴。

“我妈每次还在亲戚面前炫耀你送的东西呢。”王一蕊像个孩子一样向我透露“内部信息”。

听着她告诉我的信息，我百感交集。我能做什么？就是低着头，暂时远离她，让她看着我无私地付出，让她看到我的真诚，从而希望她能够有点感动。

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放长线才能钓到大鱼。我和王一蕊之间的事情，不想和她纠缠，还不到火候的时候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爱情的转机出现在我工作转岗之后。

“蕊蕊，我被研究室扫地出门了。”当我得知我将从研究室调到法制办工作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给王一蕊打电话报告。

“啊——”王一蕊听我这么一说，惊讶得半天没有说话，以为我犯什么错误被开除了。

“领导把我调到区法制办去了，负责做拆迁的审定工作。”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到底干什么，就把在他们看来能够吸引他们关注的话说了。

“你真讨厌，我还以为你犯什么错误了呢。”王一蕊听我解释后，如释重负的说。“什么时候过去报道？”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见面再告诉你吧。”我故意卖个关子，“你告诉一下你爸爸妈妈，说我调动工作了。”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眼中的“扶不起来的农村人”。

“我妈特别关心你的新工作，她说拆迁工作风险大，要你注意点。”晚上吃饭的时候，王一蕊转达她父母的“讲话精神”，“不过，我妈今天听了你的消息，好像挺高兴的，跟我说，小波还是挺有能耐的，一个人在北京打拼不容易。”她受她妈妈的情绪影响也跟着高兴。

“区法制办我觉得还可以。起码我的专业知识能够用上了，再也不会在办公室里猫着琢磨几个措词。”我想忽悠一下王一蕊，我把她忽悠动了，她回家后，父母肯定会问她关于我新单位的情况。“法制办好像还是有点权力的部门，你将来跟着我，七大姑八大姨有点什么事情，也好帮忙去办。”

“得了吧，还不知道法制办的门朝哪个方向开，就想着帮我们家办事。你想点正事，想想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吧。”凭我的了解，王一蕊不关心我的办事能力，她妈妈肯定关心我能做什么。

“工作肯定要考虑，你们家的事情也要想。”我笑嘻嘻地说，“你们亲戚朋友都在北京，将来难免没有点事情。再说了，我长期在研究室工作，那你说，咱俩还有戏吗？”我不敢说她父母反对的事情。

去法制办之后，工作确实忙多了，和王一蕊的约会也少多了，不过，每次有关于我工作的好消息，我都及时向她“汇报”，也就是间接向她父母汇报。

“你有时间就来我家吃个饭吧，我妈都说了，你怎么好久不来，工作怎么就那么忙。”果然，她妈妈的态度明显好转了。

等待或许是一种美好。我就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一会说晚上谁请吃饭、一会就说要去郊区开会，，那一个月里，我就是憋着不去她家，但总是找一些她们看来当官的人才能享受到的事情告诉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