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原想忍耐一下，坚持到下午三四点钟收摊后回到住所再吃，没成想挨到中午12点半左右，身体生理的需求实在是抗不住了，也顾不上平时出于食品卫生的考虑，轻易不在外面“野摊”上买直接入口熟食的习惯了，在市场的一个小摊上花16福林（=1.10元）买了一个当地风格的薄饼----其重量不到100克，也基本没有分层，半烙半炸的略有咸味儿的死面饼，这是市场上最便宜的当饭吃的食品了，而当时在北京一个2两重的火烧不过卖2角钱，这种饼具体怎么称呼、怎么写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中国人并非有恶意，而是诙谐的按其谐音，管这种饼叫做：烂狗屎，当时饥饿难忍的我几口就把那个薄饼消灭掉了，权且算是点了点饥；匈牙利的舶来食品更是贵得怕人：一小瓶可乐要了我105福林（折合7块2人民币啊！）。
中午的时候，在这个市场上还有好几个中国的中年女性挎着篮子来回在市场的顾客通道间来回穿行在出售中国式食品，有牛肉、葱头馅的肉包子，每个包子差不多有2两重，售价是每个卖120福林；还有半斤来重的中国烙饼，卷着洋葱炒鸡蛋，似乎是150福林一份；还有卖豆包、糖三角的，其价格虽然比肉包子和烙饼卷炒鸡蛋稍便宜，但对于这些中国式食物估计中国人往往容易以其国内的真正价值对比、衡量，（反正我是这样进行对比、衡量的，）所以给中国人的感觉是卖得太贵了，因此据我观察，市场上的中国人购买者也是寥寥。
（后来隐约记得方胜利似乎说过他在这之前也曾在布达佩斯的自由市场里中午干过这个营生……）
续第 1512楼:(更新)
我接受了第一天没吃早点而受罪难熬的教训，在后来的出摊的日子里，夜里由于心里老惦记着别再起晚了，所以睡得比较警醒，几天后加上自体生物钟的作用生成，每天早上4：00保证准时就醒了，起来洗把脸后就在厨房弄点昨天的剩饭、剩菜好歹得吃点，4；20左右出门下楼，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应付一整天繁重的练摊活动，而不必非得在外面吃中午饭了，开始王明月、房宝昆因为年轻宁愿多睡那15分钟的早觉，而顾不上吃点饭，很快他们也逐渐体会到吃早点的优越性了，后来也跟着我早晨一起起床，吃完东西才出去工作了。
自由市场一般到下午两点半左右，逛市场的顾客就逐渐开始“撤退”减少了，路远或不屑挣小钱的外国摊主也就陆续收摊跟着走了，但是市场上摆摊售货的中国人一般都坚持到最后实在没有顾客了才恋恋不舍的收摊回去，体现了中国人能够吃苦耐劳敬业的特点。
续第 1515楼:(更新)
那天，等我们带着体积缩小了的货物包装袋回到住所时，天色已经擦黑了，这时方胜利正在厨房鼓捣饭菜，而周伟那天回来比较早，等我们撂下东西后，周伟跟我和王明月说：你们两个今天在市场上卖货收回多少钱？如果手里的钱够，就交一下房费，因为你们不是整月（从10月1日开始）来住的，所以你们房费是按天算的。
后来在此暂住了几天的梁秋生也按天交了住房钱……中国人在国外，也都入乡随俗，开始按照西方人的交往准则：做到了亲是亲，财是财，在中国人之间也是，如果谁提供或接受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也都是用金钱“说话”。
于是我们按照周伟所说，我们每人交给他5000福林的房费，折合52 .63美元=342.11元人民币。
每天每人平均2美元左右，从这儿可以看出匈牙利的那时生活消费水平可比同期苏联的高多了，记得直到一年后的1992年10月份，在莫斯科的整个两居室房租不过每月40美元，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条件差不多的两居室房租更是低至每月2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人为了省事，往往一次性的趸交半年或一年的租金，不管住不住人（例如中途回国上货时，住房空着，而照常付着房租。）都把住宅占着，主要就是为了图方便，大多中国人把那点租金不当回事。
其实，当时在东欧国家寻求租住房屋并非难事。
那些年，苏联大小城市的大街的广告栏上面贴满了需要租房和有住房出租的帖子，这类帖子很有趣：往往是护照大小的白纸，上半部写着寻租或出租房子的大概位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用胶水粘牢在广告牌上，下半部则垂直等分剪成十几长纸条，一般每个纸条仅写上联系电话号码，每个对于此帖子感兴趣的人，只要撕下其中一个纸条，在适当时间把电话打过去进行商谈即可。
开始的时候这种帖子一般都是手写，或者是手工刻钢板油墨印制，直到1997年以后才逐渐有用电脑打印机打印的。----这也体现了当地社会在发展，生活质量在进步。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方胜利则跟大伙说：昨天和今天两天的伙食费每人150福林。（据我的记录：我们在后来的这个月里，每天的伙食费每人平均是100福林左右，）于是吃完晚饭每人又去方胜利那里交这两天的饭钱。反正在国外没有白为别人服务的事情，对于方胜利“赋闲”在“家”，给大家做饭的事情我很满意，没有意见，这种（两天）消费标准（价格）在自由市场上不过是仅能半斤烙饼卷鸡蛋的钱，而因为方胜利总归是“门里出身”，饭菜做得比较可口、比较专业，每天晚饭时一般二——三个菜，外加一个汤，虽然少有整个的鱼、肉菜（例如红烧肉之类），但每天能见肉腥，间或能吃到在匈牙利当地人一般不买、不吃，而相对很便宜的猪牛内脏、猪头、猪蹄等，经方胜利买回一做，（外加我带来的中国作料。）真可谓是美味佳肴了，那是在莫斯科日出招待所食堂绝对见也见不到的，我唯一稍感遗憾的是主食多以米饭为主，（因为那里没有蒸锅和饼铛的炊具。）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方胜利就经常买些面包回来（外国人当主食的面包，而不是那时中国人当做点心吃的面包。）
续第 1518楼:(更新)
说到倒汇，利用不同货币间的汇率的浮动、变化确实是可以挣到钱的，包括我们中国几年前也开始，在一些银行也开展了炒汇业务。但那时在国外，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外加当地语言不过硬，遇到有黑社会背景的外国炒汇者，则往往会被“黑”，轻则失财，重则伤身丢命，我深知这其中的巨大风险，因此从不敢单枪匹马的独自（好在有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售货的王明月陪伴，）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换汇，例如：遇有地点过于僻静、对方人数量过多、或对方是面貌狰狞、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者，我劲量回避，另外我也努力争取随有随换（而不是攒了很多当地的福林后，一次性的大数值的兑换成美元。）我认为这样可以规避两个风险，首先避免汇率波动，给自己的收入造成缩水损失，因为当时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形势都不太好，尤其是苏联，外汇市场往往几个小时就可能有较大变化，而且多半是当地货币贬值，另外是为了避免与自己换汇的对方“见财起意”。
另外我通过在莫斯科的两次与换汇黄牛打交道，我还有个心得体会，也算是个经验之谈吧，即换汇时尽量采用换汇对方（人）的母语与之交流，这样一是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二是使对方认为你不太好对付，不是那种初来乍到可以任其欺骗、抢掠的“雏”，正因为坚守这个原则，因此自己在以后的多次换汇过程中，无论换汇对手是苏联人还是以“切汇”手段高超出名的阿拉伯人都没有遇到意外，可见语言交流的重要。
我在前面提及过，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说阿拉伯语的伊拉克国待过好几年，对于常用的阿拉伯语，例如：打招呼、问好、数字等词汇当时还记得，因此遇到陌生的阿拉伯人，相互间嘻嘻哈哈的用阿拉伯语一说笑，立马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这样一来即使当初原有不良企图的对方，也感到不好（不易）实行侵害了。
还有我在匈牙利期间尽量选择在自由市场上，或在帝国赌场内与换汇的阿拉伯人进行小额交易，因为这里环境相当安全，而不是在街头与换汇的阿拉伯黄牛打交道，因此我和王明月在匈牙利期间从未发生过换汇时被换汇阿拉 伯人侵害的情节和损失。
但与我同床而眠的天津人方宝昆却在其临近回国的时候因为换汇时，（出于贪欲，而）犯了“大忌”，被换汇的阿拉伯人黄牛抢走了几千美元，使他蒙受了近乎“灭顶”的损失，同时几乎把我也卷进这个漩涡。
事情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明月刚刚抵达布达佩斯时，方宝昆已经近乎临近他要回国（或再次上货？！）了，因此他一边打扫尾货，一边做一些回国前的准备，例如买些当地特产或有特色的舶来品等。
续第 1521楼:(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