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公共电汽车月票与当时北京的月票形式差不多，也是有底版和印花两部分，还要有使用人的照片，只是照片不是用胶水粘在底版上的，而是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护照那样照片是被2个空心铆钉钉在底版上的，（这样不易被随意更换照片和被冒用）见附图所示。
而且布达佩斯的公共电汽车月票的底版不是（北京那样）免费的，要收15福林费用（通过美圆换算，折合差是1.04元人民币。）印花是660福林（也即每月成人月票价格折合差人民币是42.90元，北京月票记得当时似乎是5元钱。）
买完月票我们又随意在附近遛了遛。
我们感觉布达佩斯的绿化搞得比较好，满眼都是绿色，街头巷尾比较干净，马路上也比较安静（实际车流密度并不低，只是轻易不按喇叭而已。）
另外，街头的公用电话亭很多，几乎每隔一百来米就有一个带（有机）玻璃罩的电话亭，设有两部投币式电话机，周伟告诉我们，在这种电话亭每天的任何时间随便在任何一部电话机投币后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电话直接通话联络，这对于在久于北京生活的，要想打国际长途电话异常困难麻烦的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新奇感和吸引力的。来到匈牙利的中国人与这种电话发生了很多事情和故事，我以后会陆续介绍给大家。
另外在人流相对密集的地方，这种公共电话机会同时设置多部，而且会配备一种可供任何人查询的布达佩斯私人电话机主的电话簿，我曾在一次等人闲暇时候随意翻阅了一下，感觉其信息量很大，很详细，不知这样做是否会暴露公民隐私或给犯罪份子提供便利。
续第 1497楼:(更新)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是赶在周日到达匈牙利的，当我们那天在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情况。中国的商家都把周六日当作挣钱的日子，恨不得把这两天的时光抻长一些才好，而匈牙利人却把这两天真是当作了休息和享受的日子，包括食品商场和面包店全都关门，因此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必须事先把周六日的生活必需品准备充足，否则就可能受困甚至挨饿，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在周六日过匈牙利边防、海关比较容易的原因所在了。至今这多年过去了，世界在变，也不知匈牙利人的这种习惯变了没变？
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很快，周伟一看手表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就说咱们回去吧，（自由）市场已经关门了，老丰他们也快该回来了。
于是我们就折返方向慢慢往住所走。
等我们回到住所，天色已经擦黑了，这时方胜利已经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弄菜呢，看到摆在台案上被塑料薄膜覆盖在包装盒里的新鲜的红黄绿相间的柿子椒等蔬菜，与在苏联商店里见到的歪瓜劣枣真不是一个档次，我们都很新奇。大伟见状告诉我们这里食品蔬菜都是按个论价，没有论堆撮的东西，而且讲究包装，当然价格也邪贵。
我们见方胜利忙得不亦乐乎，就立刻洗手要帮忙，方胜利说已经都做的差不多了，你们就别再沾手了，今天人多就在大屋（C房间）一起吃吧，于是我们就把已经做好的饭菜端到大屋的大桌上，我又到我住的A房间大立柜里拿出2瓶二锅头白酒也摆到大桌上，见组合柜上茶盘里有外形类似实验室里小烧杯（直上直下，只是没有倾倒嘴）大概有2两容量的玻璃杯，-----估计是当地人喝红茶或咖啡的杯子，就把它们连茶盘一起整个端到卫生间用水冲洗了一番，然后回到大屋，打开一瓶酒，把每个杯子都倒了多半下，正在这时，方胜利又端了一盘做好的菜进来了，闻到满屋飘散的酒香，看到已经倒在杯子里的白酒，情不自禁的随手拿起一杯，扬脖一饮而尽，我们都只做不见，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王明月用白眼斜楞着方胜利半晌，估计方胜利也看出来了，但当时他俩谁也没有说什么。（从此他俩就结下了“梁子”，相互间经常不断发生小摩擦。）
顺便提一句：从这以后，这些人里我仅与方胜利又在国外合作了很久，（因为很多人此后陆续主动或被动退场。）之所以能够与他合作了很久，我认为与他在性格和处世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首先他本质不坏，不可否认他比我有心计有谋划，但他从未要主动设计、谋算伙伴或做生意的对方，他桀骜不羁，爱喝酒，不吃亏，（但也不轻易占别人便宜）爱与人扳杠，搅死理，但也服理，因此我与他得以求大同存小异，友好合作好几年，最后善始善终，至今还是朋友，这是后话。
续第 1500楼:(更新)
顺便提一句：从这以后，在这些人里面，我仅与方胜利又在国外合作了很久，（因为很多人此后陆续主动或被动退场。）之所以能够与他合作了很久，我认为是首先他本质不坏，自己与他在性格和处世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例如爱思考、琢磨问题，不可否认他反应比我敏捷，考虑问题比我全面，比我有心计、有谋划，但他从未主动要去设计、谋算合作伙伴或坑害做生意的对手，他桀骜不羁，爱喝酒，不吃亏，（但也不轻易占别人便宜。）爱与人扳杠，搅死理，但也服理，因此我与他得以求大同存小异，友好合作好几年，最后善始善终，至今还是朋友，这是后话。
(此小段为昨天更新内容的最后一段,文字稍有改动.)
随后不久，丰东生和天津人房宝昆都前后脚地回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拉一个和我差不多的折叠小行李车，上面是鼓鼓囊囊的装满货物的编织袋。丰东生一米七来的个，一副被阳光晒得很黑的脸膛，大嗓门声音很洪亮，年龄大约三十四五，家住北京海淀区；房宝昆则是一副文弱书生的面庞，个头不高，不到一米七，说话也慢条斯理的，年龄大概二十五六岁，家住天津南开区广开三马路附近，经大伟介绍与他们相互认识后，大家一一落座，然后大家共同举杯，祝贺在国外相识相聚，并望互相提携共同发财。
这之前梁秋生一直在放在大屋的电话机旁给他的师兄弟打电话进行联系，我前面已经说过，他的师兄弟因为近期已经搬家了，任他怎么打也是不会打通的，因此在周伟的提议下，梁秋生也入了座，一起吃了在匈牙利的第一顿正餐，并被迫滞留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天。
我吃饭时发现，这里的餐具也与国内很大的不同，几乎没有正规的饭碗，而是一律用大小、深浅不一的盘子，好在大家还都有从国内带过来的筷子，否则真是像在异国吃西餐了。
那天方胜利弄了好几个菜，因为中国佐料齐全，这是我离家近二十天来第二次吃中国菜，我感觉非常可口，香甜，加之能顺利抵达匈牙利心里很高兴，因此吃了不少，见其他人吃得也很高兴投入，方胜利、丰东生都是喝酒好手，后来我见两瓶二锅头很快见了底，就又抽身拿出一瓶来，以使大家尽兴。
就这样，我们这顿饭大家连吃、带喝、带聊，一直延续到当晚八点多，吃完饭，我们新到的人又向他们讨教在匈牙利自由市场摆摊卖货的情况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注意事项等，他们都不吝一一做了介绍和讲解，同时我们了解到丰东生每天卖货的市场离住地比较远，因此我和王明月准备与房宝昆一起到一个相对比较近的市场去卖货。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梁秋生又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拨打他师兄弟住处的电话，却（理所当然的）拨不通，随着时间越来越晚，梁秋生的头上开始冒汗了，我见状也过去帮他拨，当然也拨不通，但我在帮梁秋生拨电话的时候却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当时匈牙利（当然包括中国和苏联）的民用电话还都是脉冲式的转盘拨号模式（pulse），现在中国已经升级为较为先进双音多频信号按键拨号模式（tone）了，因此那时电话机还都是圆形转盘式拨号盘，而这个电话机的拨号盘字码7处挂着一把锁住的小弹子锁，有了这把小锁的限位，这个电话机只能拨出：0，1，2，3，4，5，6，7几个号码，而8，9，两个号码则被限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