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顾一下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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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接通，父子俩没话找话的闲扯了几句，然后便进入了“正题”，父亲说家里收到一封寄给我的信，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特地打电话来告诉我。

原来如此！我忐忑不安的心这才落了下来，同时我又有感到有些莫名的兴奋与惊诧，都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如今的我落魄得像狗一样，居然还有人惦记着我，并想方设法把信寄到我家里，这人会是谁呢？

父亲拿着信看了半天，说字写得太草了，一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只得留下地址叫他把信再转寄给我。刚挂了电话不久，正当我在苦苦猜测这“神秘”的来信人到底是谁的时候，父亲的电话又打过来了，他说还是不给我寄信过来了，理由是“太麻烦了”，“估计也没啥子大事情，信上留有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过去问问就行了！”

挂了电话，看着父亲抄给我的那个号码，我脑子里突然轰地一声，天哪！是张雄的！我又拿出手机仔细对照了一下，没错，果真是他的！他怎么会给我写信呢？肯定是前段时间一直没有我的消息，这鸟人追债追到老子家里去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冷汗直冒，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呢？他会在信中数落我的“种种罪行”吗？以我对张雄性格的了解，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做的，但想起刚才父亲的反常表现，我又觉得自己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父亲在村里也算个“文化人”，不识字的乡亲家里收到信时都常常拿给父亲念，可他为什么就不认识张雄的字了呢？虽然张雄的字确实属于“张牙舞爪”型，但怎么也不至于一个字也不识啊？并且他为什么连把信转寄给我都不愿意呢？我想他一定是看懂了信上所写，不告诉我，也许是怕伤害我那可怜的自尊心吧！

父亲要是真的知道了他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在外边混到如此狼狈的地步，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想到这，我就心如刀绞般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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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即便后来我“衣锦还乡”，也未曾看到这封信，父亲说早已弄丢了，于是这信的内容便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我没有再给张雄打电话，当然也没有请他喝酒了。这样一来，我的钱自然就显得十分“宽裕”了，我想我再也不会为了吃包子或者馒头而发愁了，而这时，赵小军却又找上了我，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外边合租房子。

原来小军在关外布吉驰源公司上班的女朋友准备辞职出来找工作，于是小军自然不能再住集体宿舍了，他看中了大冲的一套“三房一厅”，并且找了一个物料部的文员小覃合租，还剩下一居室，于是他便想起了我。

“拥有”一片独立自由的空间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这几个月来，集体宿舍的肮脏、混乱与嘈杂让我早已苦不堪言，由于和室友们不是同一个部门，平日工作也基本没有交往，因此我一直未能溶入他们的圈子，每当下班后，他们便三三俩俩的相约，或做饭聚餐，或看电视聊天，或打麻将斗地主，或勾肩搭背的去中山公园找“二十块一次”的小姐，只有我，常常只能是一个人独自在深南大道或者大冲的小巷子里徘徊，孤苦伶仃、形单影只……

当小军告诉我“三房一厅”的房租每月只有七百元时，我便终于不再犹豫，不再徘徊，点点头答应“加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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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离深南大道很近，就在大冲祠堂的背后，尽管看起来有些破烂陈旧，楼下也是污水横流，但还没是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阴森曲折。

我们所住的是二楼，客厅到是比较宽畅明亮，因为前面是低矮破旧的大冲祠堂，站在阳台上举目一望，祠堂的瓦屋顶上一堆堆的废纸屑塑料袋烂袜子破丨内丨裤卫生巾避丨孕丨套便尽收眼底。与客厅相比，卧室里面则简直是暗无天日了，因为窗户外边不到一米的距离，便是对面楼的墙，同样，站在窗前，也能看对面的窗台顶棚上的一堆废纸屑塑料袋烂袜子破丨内丨裤卫生巾避丨孕丨套。

小军和小覃抢先各占了一间“主卧”，我则只能住那间像棺材盒般大小的“保姆房”，房租则按照王兴的建议分配，他们两人各出二百五，我出二百元。毕竟我需要的只是一片独立的空间，并不在乎它的大小，这样省了五十块钱，我也乐得高兴。

花八十块钱在旧货店买了一张一米二的旧床，又淘了一张二十块钱的小书桌，我独立自由的“温馨家园”就这样建成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堵光秃秃的墙，心里不禁又想起了那句诗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厦”，可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寒士”又在哪儿呢？

我首先想到了淫棍。兄弟，你还记得吗，在白石洲送你走的那天，我曾说过，等我租房了，让你娃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我终于实现了，房间虽然不大，却至少能遮风挡雨，住在这里，你不用再看人脸色，不用再担心有人将你赶走，可是你呢？你还在深圳吗？你还需要这样的房子吗？你已经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了吗？你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