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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家。这几年，家中的光景已渐渐好转，我中专毕业有了工作，已不再是家里的“负担”；姐姐姐夫在东莞打工，每月也有了一份相对不错的收入；父母把村里闲置的小学学校办成了一个养鸡场，养了一千只鸡，长势喜人，每天都能收两三桶白花花的鸡蛋，爸妈看在眼里，甜在心里，他们暗暗盘算，等今年一过，就可以把家里的老屋变成一幢小洋楼……

而就在这节骨眼上，母亲却撒手而去，一个她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顿时坍塌了。父亲身体虚弱，随着年纪的增高，很多挑抬等到体力活都是力不从心了；并且父亲不会做饭，不会洗衣，甚至每天要穿的袜子也是母亲给他拿到手上，几十年来一直是母亲照顾着他的生活。现在母亲突然一走，别说每天要照料一千多只鸡，父亲甚至连照顾好自己都是无能为力了。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况且深圳也根本没有我的容身之所。然而姐姐却执意要把我“赶”出家门，甚至“刻不容缓”，连过了中秋节也不行。

“你呆在家里又能做帮上什么忙？爬到鸡圈里面去铲鸡屎，你愿意吗？到街上去卖鸡蛋，你好意思吗？”接连两天，姐姐都不厌其烦的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家现在破败成这个样子了，你要是再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村里人会怎么看？人家背地里会笑话咱们的啊！而你在外面就不一样了，过得好不好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去吧！ 出去好好干， 现在这个家只有靠你了哟！”姑妈也在一旁语重心长的劝我，“家里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你姐先在家里陪你爸爸一段时间，等过一阵子我再帮他找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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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当如孙仲谋。在农村，子女没出息，确实是让父母都抬不起头的事。子女混得好不好，与父母在村里的威望、说话声音的大小、走路的姿态都有莫大的关系。在姐姐和姑妈的劝说下，我最终还是怀揣着父亲给的一千块钱异常悲壮的踏上了再次南下深圳的火车。

一千块钱，到了深圳就只剩下八百多了，在这八百块钱用完之前，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吗？我心里实在是没底。

这次前往深圳，境况已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以前有这么多兄弟，这么多朋友，至少不用担心流落街头；而现在，“一切都只有靠自己，没有人能帮助自己，没有人会让自己靠的!!”除了冬子，自己已是“众叛亲离”了。

我暗暗打定主意，不再联系张雄他们任何一人，直到我有钱还他为止。我相信，我不依靠任何人，也一样能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

而当下的首要任务是要找一个“十元店”作为安身之所，然后再争取尽快的找到工作，实在不行，就只有冒险试一试那种“两百块钱包送进厂”的工作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冬子突然叹了一口气，看似漫不经心的说道：“刚才管理处那个吊毛居然在问你了，我说你是我同学，在这里玩的。”我一听就明白了冬子的话外之音，唉，看来中秋节也是不能在这里过了，我于是对冬子说道：“那我明天就搬出去住算了，找个十元店！”

经过和冬子一晚上的仔细斟酌，我们最终把地点定在了南头，我和冬子对这里都比较熟悉，并且感觉地理位置也不错，西部人力资源市场，南山劳动力市场都在附近，关外的“职介一条街”也只相隔一站路，走路也就十多二十分钟，这能省掉不少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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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秋节，南头街上。

我提着行李和冬子在一个个电话亭之间不停搜寻。电话亭真是一个打小广告的好地方，遮风挡雨不说，更是让目标客户“一目了然”。

每个电话亭里面都帖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有提供“无保贷款”的，有替人“收债寻仇”的；有“私家侦探”调查“二奶”的，有“深户担保”成功再收费的；有“东南亚证件集团”代办文凭证件的，有“天宫夜总会”月薪两万诚聘“男女公关”的…….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精彩极了。

这其间要数“十元店”等招待所的广告“覆盖面”最为广泛，一张张精美小巧的卡片，星罗棋布的张贴在亭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广告语十分诱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干净卫生，服务一流，彩电、风扇、热水器，一应俱全”；名字也取得很有亲和力，“刘阿姨求职公寓”、“好再来国营招待所”、“王大姐舒心旅舍”，让人感觉到一种“家”的舒适与温馨；价格也很地道，从每天五元到十二元不等。

我们选了“南山法院”附近的一家“八元店”。电话打过去，对方很是热情，说马上出来接我们。不一会儿，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此人长得实在是让人“胆战心惊”，形容猥琐，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下巴留着一小撮三角胡子，浑身骨瘦如材，隔着衬衣都能看见里面的斑斑肋骨，腰弯得像一只生病的大虾，活脱脱的一个白丨粉丨仔。我不由得后背一阵发凉，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林妹妹求职小屋’的老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