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对他讲了，”倪和平接着说，“我对他讲王思蜀明天就过来。我对他讲王思蜀过来的目的就是要帮渝丽过十五岁的生日，既然要给渝丽过生日，欧阳建现在就绝对不会自杀的，至少今天不会自杀的。”
钱进军一听，觉得是这么个理，于是决定不穿袜子了，重新回到卧室，脱掉西裤，再套上睡裤，一边脱着套着一边对老婆说：“赶快洗澡睡觉吧。”说的声音很大，像是怕倪和平听不见，也像是发泄心中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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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进军心中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天欧阳健和项茹梅俩口子闹离婚，俩口子都缠着倪和平，仿佛倪和平一下子成了调解员或者是法官，既要在两边调解，又要帮着评判。这下更好，不知道是调解的水平不高还是评判的不公平，其中的一方居然要自杀，倪和平又临时充当了消防队员，担负起阻止欧阳健自杀的责任。要是倪和平仅仅是一个热心人，钱进军也不至于心中有气，关键是这个欧阳健曾经是倪和平的初恋对象，现在他们俩天天搞在一起，即便钱进军百分之百相信他们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事，但是心里面还是不舒服。至于为什么不舒服，老钱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不舒服有时候不需要有理由，就像舒服有时候不需要有理由一样。
倪和平和钱进军是同学，是大学同学，准确地说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修队的同学。进修队也叫八队，八队的学员都是像他们这样即将退役下来的文体兵，他们当初是被“特招”到部队进来的，后来要转业了，所在部队安排他们到院校进修，学习一技之长，拿个文凭，以便将来找个好工作，也算是部队对他们负责吧。
倪和平和钱进军是到进修队才认识的，那时候他们都是标准的“大龄青年”了，而且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一着就旺，很快就结婚了，但是钱进军并不是倪和平的初恋，倪和平的初恋是欧阳建。
欧阳健是六六届重庆二中毕业生。重庆二中的升学率是百分之八十五，欧阳健是年级的尖子。
欧阳健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歌唱的好，小提琴拉的更好。欧阳健本来是打算报考音乐学院的，但是父亲老欧阳不同意，老欧阳希望儿子把音乐当作一种爱好，而不像他自己一样拉一辈子小提琴。曾经有一段时间，欧阳健为报考志愿是事情跟父亲老欧阳还闹了个不愉快，好在这段时间并不长，因为很快中央就发出“五一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既然文化大革命爆发，也就不存在考大学的问题，既然不存在考大学的问题，当然也就更不存在考哪个大学和考什么专业的问题。
不用考大学的欧阳健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团。其实那时候他们人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团。在那种氛围下，人人都是积极分子。许多年之后，欧阳健感悟，人有时候是受氛围制约的。
欧阳健他们戴上了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题写字体的“红卫兵”袖章。袖章是鲜红的，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金黄的。与国旗的配色一样，于是，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令人兴奋的状态。
欧阳健还翻出许多年前的红领巾，请父亲单位道具组的陈阿姨做了一个毛主席语录包。又向妈妈要了四块钱，买了一件看上去有点像军装的草绿色上装，再花一块五毛钱配了根中间带五角星的武装带，参加了革命大串联。
刚开始他们串联的路程还比较近，也就是从重庆到成都，再从成都回到重庆。后来跑的比较远，主要是到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到达一个一个革命圣地。他们有时候乘车，有时候干脆就真的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徒步行走。打着红旗，唱着歌曲，看见对面来了一队红卫兵，也不管他们是哪路人马，立即就要高呼口号，“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对方也呼喊同样的口号，欧阳健当即忘记了疲劳。其实疲劳了也没有关系，疲劳了他们就唱歌，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欧阳健就是在长征途中与倪和平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俩都识谱。其实他们俩都是二中的，而且是一个年级的，以前也算是认识，或者说是面熟，但是不是很熟，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并且他们这两个圈子的人之间互相还有点看不起对方。当初重庆二中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另一类是倪和平这样家庭有背景的。学习成绩好的看不起那些家庭有背景的，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二中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凭父母的本事，凭父母的本事不算本事。家庭有背景的也看不起学习成绩好的，因为这些学习成绩好的身上的小市民味道太重。所以，欧阳健和倪和平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现在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并且欧阳健和倪和平还分在一个战斗队，而且两个人都识谱，想互相看不起都不行。
倪和平认识简谱，欧阳健不仅认识简谱，而且还认识五线谱，并且欧阳健似乎还更习惯用五线谱，因为倪和平发现欧阳健常常是先拿五线谱写曲子，写好之后再翻译成简谱，翻译简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倪和平看懂。于是，倪和平马上就有点感动，同时对欧阳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是一种让倪和平脸上发热心跳加速的佩服。在“长征”途中，有时候他们俩在煤油灯下讨论曲谱，俩人挨得很近，近到倪和平能够感觉到欧阳健身上的体温，于是这种心跳速度又加快一倍。
那时候他们长征的队伍其实也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们这支队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播种机，但是做宣传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这样的业余宣传队，有一个真正懂行的就可以了，像他们这样有两个台柱子，实在是人才过剩了。事实上，当年红卫兵唱的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就是欧阳健谱曲的。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还给欧阳健打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说的欧阳健还真动了一回心，但是再往深一想：没有凭据，没有凭据连打官司都不会受理，只好作罢。
其实最让欧阳健激动的不是为毛主席语录谱曲，而是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共两次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但是第一次只是他们看见毛主席，而毛主席并没有看见他们，所以说“接见”似不确切。那一次他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上，根本就望不见天安门，当然就更望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只是伟大领袖在来的时候，路过西长安街，欧阳健远远地看见伟大领袖站在敞篷车上向两边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据说欧阳健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东长安街上的红卫兵，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只是通过广播喇叭听见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话。第二次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好在这一次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面对面地见到了伟大领袖，但是他们光顾着喊口号了，忘了跟毛主席讲话，更没有跟毛主席合影留恋。就这也把他们激动的半死，真正地激动半死，不是装的，完全不是装的。根据他们后来回忆，那一天欧阳健曾经两次奋力托起倪和平，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最紧密地接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从来没有实际接触过异性，有时候排练偶然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对方，也会沸腾半天，但是奇怪的是，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心事全部放在伟大领袖身上了，实现了真正的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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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回来后，重庆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倪和平的父亲作为走资派已经被揪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牌子是黑色的，上面用白广告色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头上带着高帽子，高帽子是白色的，上面用红色写着“倪振威”三个字，并且还打了叉叉，像押伏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一样。
家肯定是被抄了。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重庆，倪和平正跟着欧阳健他们一起投入革命的大串联，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名誉损失没有躲掉，不久，二中的红卫兵组织悄悄地流传一个秘密，说当初抄倪和平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却从她的枕头底下抄出一个塑料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大家不明说，任你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比明说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