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是这场灾难受灾最重的地区。当时的省委领导好大喜功，还打肿脸充胖子，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在四川骄傲地宣称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四川农村大量饿死的人也居“全国之冠”，整整一千万，只少不多。，城市也普遍饿饭，粮食定量急剧下降，城乡老百姓怨声载道。
占彪回到双河农场后，马上布置冬小麦的播种，他要坚持这块绿州的持续大丰收。同时帮助被群众誉为“救命书记”的强子安置四处慕名来逃荒的乡亲。勉强过了1960年的春节后，占彪看到不断加剧的灾情又开始了再一次的救援行动。这次他让刘阳负责江浙一带的救援，曹羽负责东北一带的救援，这两地的救援以给钱和粮票为主，由赵本水带着龚班长一行保护钱和粮票送过去。自己则亲自负责四川本地的救援，以发粮食为主。这次救援还包括隋涛的铁道兵、三德的海军战士的家乡父母。
四川的救援占彪根据上次的经验，把手里的十辆解放牌汽车分成五组，每组14人两辆车，车上装着伪装好的成袋大米、面粉。由占彪、小峰、成义、正文和二柱子各带一组，强子在家留守。出发前占彪一狠心，把打鬼子时的五部短波电台启用了分到了各个组，以便互相联络。
雷科长一看到这五部电台眼睛都绿了，多少年没有碰过他的专业了。那种表情，那种热情，那种失态，分明是失散的父子重逢！经他两天两夜的改装，五部电台都变成了车载电台，除了可以用手摇发电机外，还可以用汽车发电。经雷科长改造的天线不但隐蔽在车厢铁架上，而且性能大大增强，使对讲距离达到500公里，发报距离达到2000公里，成都到北京的直线距离才1600公里。这回远在北京都可以直接联络了。
樊刚则忙前忙后帮着检修着汽车，换好了每台车的备用胎，又和占彪建议说，应该换一副车牌，这和成义的想法不谋而合。项工临时接受任务，他的小加工厂把十辆汽车的地方车牌卸了下来，做了两套备用的军用车牌。
占彪看看一直为出行做积极准备的樊刚、雷科长和项工，指令他们也参加救援行动，和程老师跟着自己的组同行。樊刚四人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占场长真是用人不疑啊，竟敢把劳改犯带出去。
五路人马是从南充附近的双河农场为中心，按着绵阳和德阳方向，宜宾、泸洲和攀枝花方向，重庆方向，达州方向、广元等五个方向出发了。正文抽出警卫排的抗日班老兵，每车两人，都穿着军装佩着手枪。小宝和小蝶也上阵继续当报务员。按占彪的要求，以救援抗日班士兵为主，量力而行兼顾沿途百姓。
占彪的兵分五路的救援行动，就如五股暖流从双河农场流向四川的各地。但都没有流得太远，因为严重的灾情实在是让他们迈不动步了。
第27集 民食 七、绝村绝户
占东东见拓哉手一扬，也手急眼快顺手接过，没有看就说道：“谢谢拓哉。”说罢手上传来清脆的金属声，接着“啪”的一声，一团火苗在手上亮起，原来是一支打火机。在场的男人们一听那声音，就知道是ZIPPO打火机，大家都是心头一热。
世界上从来没有第二个牌子的打火机可以象ZIPPO那样拥有众多的故事和回味。对于男士和军人来说，ZIPPO打火机是他们的至爱和乐此不疲的话题，是他们值得信赖并可以伴随一生的忠实朋友，更重要的也是他们迈向成熟男人的标志。
樱子在旁又一次流出了眼泪，她自然懂得，好兄弟之间才可以互赠ZIPPO打火机。而且很多女人在心爱的男人生日那天送给他一款ZIPPO打火机，就可以获得男人的信赖和关爱。
占彪行向正东的达州方向，在四十公里处的一个村子有一名高连长带回来的少尉，叫魏士。他在国军抗战时两条大腿都受过鬼子三八枪打的贯通伤，到抗日班后任聂排长连的班长，曾在天府山头与松山决战时用重机枪打下一架日军零式战斗机。在前几次的走访中，魏士在抗日班回川的人中境遇算是最好的，他家被评为贫家，又被成义办成革命残废军人，在家安心伺奉父母和爷爷奶奶。
占彪刚出发了二十多公里就发现了异常。只见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路过的村庄也都死气沉沉，一点动静都没有。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撂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汽车又开进了一个村子，看到很多房子都已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种情景与农村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顿感荒凉凄惨。
占彪下令不停车直奔魏士的村子而去，找到魏士就可以了解这里的情况了。到了魏士的村子也是一片寂静，在村子中间汽车按了几下刺耳的喇叭没有一点回应。占彪有些紧张地下令：“下车，到各家去看看，有点不对劲，怎么连狗都不叫了。”这种紧张是在他抗战八年中从未发生过的，在非战争年代的大白天出现这种情况给占彪和大家的感觉是恐怖的。
果然是恐怖的情景，樊刚从一个院子跑回来大喊：“里面有三个百姓尸体，是饿死的。”程老师也跑回来颤着音说：“四家空无一人，一家的炕上躺着母女两人——看样子也是饿死的！”其它抗日班老兵也纷纷报告屋中无人或是有饿死尸体。
占彪心中暗叫如何得了，怎么这等惨烈，连打听魏士在哪儿都没人问了。看来周围的村子的人也是都被饿死了？！这时村东头传来雷科长的喊声：“占场长，这家还有活的人——”接着又一抗日班老兵喊道：“占班长，是老魏！”
占彪闻声飞跑过去，汽车跟在身后。一进院子，看到两名老兵正扶起魏士，已经是皮包骨了轻飘飘的。魏士眼里流着泪，颤抖的手无力却努力地敬着礼：“彪、彪哥，我、我要挺不住了……”旁边一老兵说：“你傻呀老魏，怎么不去我们农场呢，也不远。”魏士颤着手指向屋里：“我爸妈、爷爷奶奶……我不死，就得养他们活着。”占彪进屋一看，炕上躺着四位老人，都饿下不了地了，瞪着茫然的眼神。程科长嘴里说着“快熬粥，快熬粥”边找着厨房的锅。
魏士打着精神跟进来说：“不用找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没有锅了，都砸了，家里不让煮饭冒烟……”占彪忙令樊刚用水泡漠喂给他们。魏士看着炕上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说：“我们得救了，他就是我说过的彪哥，来救我们来了。你们少点吃，慢点吃啊。”
吃了东西的魏班长和占彪介绍着大致情况，他摇着头叹息着说：“这村上人都死光了，逃光了。三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死了几口子，春节前后死得特别多，过年连饺子都没吃上，我天天帮人起坟头了。还有一部分活着的，和守村不让逃荒的民兵打了起来，后来连民兵都跑了。我一大家子二十三口，饿死了十六口，我记住俺抗日班的要孝顺老人的军规，拼命养活四个老人，我让我老婆带一个女儿改嫁了，也不知她们还有没有命了。”
樊刚问道：“那你，你怎么领着老人挺过来的？”魏班长闭着眼睛说：“我打去年秋天就抓老鼠，都没吃，养了一百多只，饿急了就吃一个，我和他们说是兔子肉，拆了一间房子烤着吃的，一直挨到了现在，最后一只是三天前吃的……”
程老师急切地又问：“去年秋收时没有分粮吗？还有今年的冬小麦怎么没人种？”
魏班长摇着头说：“去年收成还不错的，我们还想能缓过来了。可是秋粮刚一落地就被县里拉走了，有的稻谷还没晒干呢。还动用了武装民兵，谁不交粮谁就是右倾分子反革命。后来县里又来了搜粮队、打虎队，说什么反瞒产私分，把护着我们的生产队长打了一顿，村里的口粮和种子粮都搜走了，说是颗粒归仓，我还多亏在尿罐里藏了几把米多挺了几天。你问冬小麦，根本就没长出来，刚播了种就被老百姓挖出来吃了。队里怕种子被扒出还绊上了农药，可大家也擦擦洗洗吃了。有长出来点麦苗的，你想想树皮都吃光了，麦苗还能剩下吗。”
说到这里，魏班长对占彪说：“彪哥，是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啊，是他们解放了我们，分我们土地让我们好好生活，可是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这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呀，小日本和国民党的时候也没让我们全饿死呀……这老百姓还有啥盼头了。”
那时的“一大二公”，“大”是指公社的规模大，“公”是指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调”的“平”是指“平均主义”，“调”就是“无偿调拨物质”。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直接后果，就是首先收缴了农民的私有财产，然后把原来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随意无偿调拨和分配，把农民的房屋、农具、家禽牲畜都收归集体所有，对个人生活物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取消了按劳分配原则。
魏班长又解释着说：“我们老百姓都编出了顺口溜：‘大队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来调啥。轻的调一半，重的连根拔。办工厂，调原料；调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搞水利调木料’。唉，小日本时是‘三光’政策，我们的‘一平二调’是‘五光’政策，粮食光、家具光、鸡鸭光、秤铊光、树木光，真是断了老百姓的活根啊。”
程老师有些不相信地问道：“报上不是说大食堂怎么怎么受老百姓欢迎吗？还有，历代灾荒都有赈灾放粮设粥厂，县里和公社就不管你们死活吗？”
魏班长苦笑道：“公共食堂祸害了几个月的粮食早就散伙了，没粮了还咋食堂。县里还赈灾？直到现在还有到处打击偷粮盗粮完成任务呢。”
樊刚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冲到院子里仰天大叫：“共产党你们在搞啥子呢？！我要问问你们，蒋委员长给你们留下这大好河山你们、你们凭啥子祸害成这个样子！”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樊刚也自觉失言，愣在当地，这位国军上校团长的话足够被政府枪毙十个来回了。屋里顿时静悄悄的，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