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统一之前几百年，连年战乱，人口减少，唐太宗就在贞观元年下了一道诏书：凡是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和15岁以上的女子，妻死或孀居达到期限，必须再婚。国家以强制的命令要求百姓再婚。李氏皇族的妇女带头作榜样：唐高祖的女儿长广公主初嫁赵慈景，赵战死，在高祖主持下，嫁给杨师道；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初嫁萧锐，萧死后，再嫁姜简。据统计，唐代共有公主221人，再嫁者23人，三嫁者3人。皇室尚且如此，况民间。
宋代，言论比较自由。程朱理学虽然兴起在宋代，但尚未强大到垄断官方的统治哲学。所以从宋到元，寡妇守节者少，改嫁者多，“齐衰之泪未干，花烛之筵复盛”说的就是这么回事。范仲淹的母亲再嫁，范仲淹对继父小心供养，像亲生父亲一样对待；陆游因母亲讨厌他的前妻唐婉，婆媳关系不容被迫离婚，唐婉一赌气，就嫁了个更陆游更有钱有势的主——宋宗室赵士程。
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以国家的名义干涉百姓的床第闺闱之事，扼杀人本来就生有的“食色”之天性，也是猛兽。“贞操”这只猛兽，诞生于元，成长于明，茁壮于清。
元代首先订定法律表扬贞节妇女：三十岁前丧夫、五十岁后仍不改嫁的节妇，地方上把事迹申报到省部，可由政府通报表扬，有点像今天“十大杰出青年”、“十大孝星”评选之类的活动。此举激发了明太祖朱元璋同志的想象。朱元璋是贫民出身，祖上三代穷得叮当响，这江山坐到屁股底下不容易，他整天琢磨着如何才不当尖屁股皇帝。首先不得不恶补基础文化知识，以提高执政者的水平。他削尖了脑袋，从先贤语录中寻找有利于子孙万代君主集权统治的条例，终于，他的目光搜索到汉代董仲舒的“三纲”：这个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推广。朱元璋创造性地发挥了“三纲”的思想，将收买人心的主意打到女人的裤带身上，于洪武元年发布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朱元璋同志颁布的这道红头文件和元代的法律稍有不同：家有节妇，不仅能得到荣誉称号，还可以获得利益上的好处，免除一家之差役。
这道红头文件的威力巨大。马皇后深明夫君以礼教治理天下的决心，以国母的身份，作《女诫》，并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全国女性，必须学习《女诫》的精神，以《女诫》为女性同胞的道德准则。明成祖的徐皇后如法炮制，撰成《内训》，将马皇后的教训发扬光大，后又有兴献蒋皇后颁布《女训》。这三本成为明朝女性的枕边必读书目，广泛宣扬妇德，畅销一时。
朱元璋是认真的，他以为管理好社会风气，首要要管住女人的裤带，他们朱家的江山才能世世代代坐下去。朱元璋用行动给子孙作表率：他死之后，用40个妃嫔殉葬，一时明代守节之风大盛。清代满族人本来就有人殉的恶习，入主中原后，生怕名不正言不顺，在制度和礼教上，多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包括贞节牌坊。夫死妻妾殉葬之风顿起，贞节牌坊高耸绵延不绝于野。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有这么一个故事：儒士王玉辉的女婿死了，女儿要殉节。他不劝阻，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情，我难道反拦阻你？”女儿绝食而死，他说：“而今已是成了仙了……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出门去。官府衙门和邻里纷纷来祭奠，在门前立起贞节牌坊，乡绅都穿着公服送烈女入祠，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请王玉辉上座，说他生了这样好女儿。
明朝前期，节妇不是每个女人想做都能做成的，譬如有封号的官太太，就没资格，只有“民间”妇女才有资格。明中后期，“节妇”成了香饽饽，官太太都来争抢民间寡妇的饭碗了，大概荣耀和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身兼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的男士们惊愕地看着女士们的表演，一边歪嘴偷笑，一边提起笔杆添油加醋、浓墨重彩地刻画女性的“义、孝、贞、节、烈”等，这些文字流传下来，榜样也树立起来，于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了女性时尚，不知不觉内化为整个明代社会女同志的信仰，终于成为历史的主流。
明中后叶，钱被看得重要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所谓“饱暖思淫欲”，满街西门庆，遍地潘金莲。士大夫的阵营开始破裂，思想开放点的亮出“心学”的大旗，打倒朱圣人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开始欣赏淫词艳曲，譬如《牡丹亭》里杜丽娘的春色荡漾；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感受到礼教秩序的危机，以东林党为首，开展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善会”救济活动，号召民众恪守道德。
可惜，“情色文化”如洪水猛兽，挡也挡不住。终于，《金瓶梅》问世了。士大夫们风闻《金瓶梅》的大名。
万历二十年（1596），书画家董其昌对袁宏道说：最近出现了一本小说，叫《金瓶梅》，很棒，琐碎中有无限烟波，我偷偷地看完了。你要不要看？袁宏道马上给董其昌写信打听：《金瓶梅》这书打哪里冒出来的？一边找董借手抄本来看。
出身书香门第的沈德符听说这本书，四处打听，“恨未得见”。想必传到沈德符耳朵里时，当朝的文化部门已经敏锐地感受到此书的存在，一声禁令，江湖上就只留下了《金瓶梅》的传说，沈德符于万历四十一年之后，还是觉得遗憾，回去就写日记：听说此书出于嘉靖间大名士的手笔。连袁宏道当朝文坛这么有名的人，都不知道“兰陵笑笑生”的来历，只能猜测大概是一“绍兴老儒”吧。
作为国家公务员和儒林知识分子的男人们，作为国家机器运转秩序的一部分，为了工作的需要，编写出《列女传》；而私下里，他们又欣赏《金瓶梅》和《肉蒲团》，甚至亲自开笔描绘香艳的女性肉体。上自皇帝下至士大夫、平头百姓，哪个男人不好色？在贞操这个问题上，价值规范天然地管不住女人的裤带，只要男人的情欲不受道德和法令的节制。
情色文化在明中后期泛滥至极。而在此之前，民间的活泼健康的女性情欲，并未真正被压抑。从《诗经》里那位痴情的个性女子，和嘲笑情人是“傻小子”的疯丫头，一直到《金瓶梅》里的寡妇丫头们。
即便是“贞操”、“节妇”观念最鼎盛的明清两代，民间还是有男女之真性情，并非都像琼瑶阿姨的《烟锁重楼》里描述的那么可怕。明代有个文人叫冯梦龙，喜欢搜集民歌，捣鼓出了两本民歌集子：《山歌》和《桂枝儿》，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经常由衷地赞叹这是“闾阎妇人孺子”里巷歌谣之作的“真声”。看看：
泥人儿，好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桂枝儿•泥人》）
傻亲亲，奴爱你风情悄，动我心，遂我意，才与你相交。谁知你胆大就是活强盗，不管好和歹，进门就搂抱着，撞见个人儿来也，亲亲，教我怎么好。（《桂枝儿•枉私》）
冯梦龙认为此语“最浅最俚，亦最真。”这些民歌，在当时被“举世传诵”，因为爱其真，袁宏道就说：“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因为民歌的集体性、匿名性，所以大家都敢于真实地表达内心。明代思想上开始启蒙的知识分子，想“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们终于意识到“礼教”是味伪药了。
清代官方对节妇等礼教观念再怎么宣扬，也并不能阻挡民间情欲的泛滥。《霓裳续谱》、
《白雪遗音》是18世纪中国标准的民间情歌选。
细细的雨儿濛濛濛淞淞的下，悠悠的风儿阵阵阵的刮。楼儿下，有个人儿说些风风流流的话。我只当情人，不由的口儿里低低声声的骂。细看他，却原来不是标标致致的他。唬的我不由的心中慌慌张张的怕，吓的我不由的慌慌张张的怕。（《霓裳续谱•细细的雨儿濛濛濛淞淞的下》）
上面这位姐姐还只是私下里怀春，惊慌张致的样子。下面这位妹妹却是早有盘算：
高高山上一庙堂，姑嫂二人去烧香。嫂子烧香求儿女，小姑子烧香求少郎。再等三年不娶我，挟起个包袱跑他娘，可是跑他娘。思人哪。（《霓裳续谱•高高山上一庙堂》）
先求菩萨，再不来娶我，我可是要自助，采取行动了。
这还是算含蓄的，有的佳人，却早已和情郎甜甜蜜蜜起来了，做起少儿不宜的事来。
姑娘正在来想念，柳荫下走出个小书呆。深深施礼忙赔笑，有累姐姐犯疑猜。双双挽手进了罗帷帐，蜜语甜言把钮开。（姐姐呀！）我情痴拼了这条风流命，前来与你赴阳台。一枝梅插在锦瓶内，玉簪轻刺牡丹开。临起身赠我一方姣绡帕，表记还留紫金钗。转身再三来嘱咐，今晚还需早些来。（《白雪遗音•偷情》）
还有那更大胆的，偷情的佳人：
开到荼蘼三月三，佳人房内叹孤单。家家夫妇如鱼水，独有奴家枕上寒。年及笄，亲未扳。时常相思动愁烦。虽只我，暗中结下私情事。也只好，掩耳盗铃做一番。又惧双亲知道了，又防外人谈论败门楣。若然不干无天事，独宿凄凉苦不可言。正在心焦闻咳嗽，才郎进内笑含含。说几句，风风月月知心话，即把香闺门户关，轻轻款款会巫山。（《白雪遗音•开到荼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