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心头窃喜，后来便开始逐渐放肆。某日，慈安太后到慈禧住处，两人谈了一会话后，宫女送上一盒月饼，慈安太后尝了一个后觉得味道很好，说这似乎不是御膳房里做的吧？慈禧说不是，这是自己妹妹家做的，姐姐要是喜欢的话，明天再给你送过去。慈安太后说太麻烦了，就算了吧。慈禧说，我们姐妹何必见外，我妹妹家就是你妹妹家。
过了几天，慈安太后果然收到了慈禧送来的月饼，样式和味道和上次吃到的没什么两样。不料，当天晚上慈安太后便觉得腹疼难忍，御医来后也束手无策，没过多久，慈安太后便含恨去世，估计就是慈禧在月饼中下了毒。
对于慈禧太后秽乱宫中之事，《栖霞阁野乘》里也有一旁证，说某丁姓翰林有一次被召见于圆明园。丁某一时去得早了，太监便将他引至一个小屋内暂时休息。丁某在屋里坐了一段时间，百无聊赖之下，突然看见茶几上有一碟蒲桃，颜色紫翠，颇为诱人。丁某忍不住嘴馋便偷偷吃了一颗，不料吃了没几分钟，丁某立刻觉得腹热如火，下体突然暴长尺许，一时都按捺不住。由于当时丁某身上穿的是薄纱衣，只见下面翘然挺举，想遮也遮不住。慌乱之下，丁某心生一计，他以手抚腹，随后又弯腰倒地，大声喊疼。太监们闻讯赶来，七嘴八舌的问他怎么了，得了什么病，丁某说自己大概是犯了急痧，现在腹疼难忍，太监没办法，只得奏明上面，请求让丁某先回家看病。等太监们将他扶出园外，丁某这才缓了口气，据说当时走回去的时候，丁某还只能弯着腰、慢慢的走，到家之前都没敢直立起来。
野史的说法固然生动有趣，但终究是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关系一向比较融洽，并不存在什么尖锐的矛盾。慈安太后虽然贵为中宫之首，但她本人识字不多，又为人和善，对政治也没有兴趣，每次见大臣的时候，往往懦懦如无语者；而慈禧太后则对政治颇有天赋，正好弥补了慈安太后的缺陷。在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安排中，慈安德高望重，慈禧才干突出，可谓是相得益彰。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两个女人一直保持了相对和谐和稳定的关系，这在以往的后宫历史中都是很少见的。
当然，两人间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比如前面提到的安德海被杀和同治选皇后之事。安德海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他在出京南下的途中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而其中是得到了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支持的；另外，同治在选皇后的时候，他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意旨，却选择了慈安太后看中的阿鲁特氏，这让慈安十分胸闷，她无法理解和原谅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会将慈安太后置于自己更高的地位。
但是，这两件事也不足以证明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怀恨在心，因为杀安德海的丁宝桢后来非但没有被慈禧太后非难，反而一升再升，死后还获得了“文诚”的谥号；而对于同治和皇后的不满，随着这两人的先后离世，慈禧太后也似无必要记恨于慈安太后。
由此看来，说慈禧太后谋害了慈安太后显然只是民间传闻，事实的真相是，慈安太后的确是突然发病而亡。当时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也担任了礼部尚书，由于他负责办理了慈安太后的丧仪，因此得以了解慈安太后的整个发病过程和死因。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了慈安太后发病后的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由此可以看出，慈安太后是突然发病，并有神识不清、牙关紧闭、尿失禁和痰壅气闭的临床症状，而御医脉案中判断的“类风痫甚重”，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脑中风，或者说是现代医学中说称的脑血管疾病。
爬梳历史记载的话就会发现，慈安太后的病其实早而有之。翁同龢在日记中就曾经记载了慈安太后的两次发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慈安26岁的时候，当时病症表现为“有类肝厥，不能言语”，可能是中风的先兆，不过这次因为慈安年纪轻，很快便得到恢复。7年之后，33岁的慈安再次“厥逆半时许”，所幸治疗及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
其实联系到之前慈禧太后生病的事情，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出慈安太后为何会突然暴毙了。在慈禧生病的半年多时间里，朝政由慈安太后一个人权理，而慈安并不是一个善于理政的人，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繁重的苦差事，让她不堪重负、身心疲惫，进而引发昔日的宿疾。事实上，从发病前一日慈安太后“两颊微赤”的情况来看，这可能已经是脑血管疾病的前兆了。
对于慈安太后后事的处理，慈禧的做法还是无可非议的。在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便立刻召集了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入宫商议安排慈安太后的后事。在天明之后，慈禧命太监揭开蒙在慈安太后脸上的“面幂”，令在座的王公大臣们瞻仰，当时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各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人都亲眼看到过慈安太后的遗容。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的安排一切，这也表明她心中无鬼。
另外，对于民间传闻说慈禧慢待慈安太后、甚至只给慈安准备了一个很小的棺材之事，这也显系谣传。事实上，慈禧为慈安太后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金匮，当时翁同龢也记载说慈安太后的“金匮甚大”，而且也是按照祖制将慈安太后的遗体在其死后的第二天放入棺材，而并非是民间所称的提早入殓。
不管怎么说，与慈禧太后相处了近30年的慈安太后中年早逝，这让慈禧感到孤独和寂寞的同时，也为她后来的一人独裁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太后的死并没有引起清廷政局的任何变动，但其中潜藏的巨大变化却绝不可等闲视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安太后虽然极少参与政治亦无参政的能力与谋略，但慈安作为正宫太后，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慈禧独裁专权的一种莫大威慑和有力约束。换句话说，只要慈安太后在世，慈禧就决不敢任意妄为、一手遮天。更微妙的是，慈安太后的死也使得唯一能平衡慈禧政治力量的奕訢集团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倚靠对象，而慈禧的党羽势力也由此大增，双方的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如此以来，即使当时的政局尚且风平浪静，但其中却是潜流涌动，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
31、清流为我所用，玩弄股掌之间
光绪六年（1880年）中秋节的前两天，病中的慈禧太后派遣太监李三顺给她的妹妹家醇王府送宫廷特制的中秋礼盒，于是李三顺便带着两个小太监拎着八个食盒，想走午门东左门出宫。
按规矩，如果宫中敬事房没有通知门禁的话，太监是不许随便出宫的，因此当他们达到午门的时候，把守的护军照律不许他们通行。这些太监一向骄纵成性，李三顺又以“西佛爷懿旨”为护身，非要从这里强行通过，结果双方发生争执，守门的护军玉林、福祥、忠和等人坚决不予放行。
二人的大声争吵，把当值的护军统领岳林、护军营章京和午门“司钥长”等人也都惊动了，他们纷纷过来劝解，让李三顺先通过敬事房办好手续再出宫。李三顺在小太监面前觉得丢了面子，于是便硬闯午门，结果护军玉林在拦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他碰倒了食盒还是李三顺故意将食盒丢在玉林身上，食盒被掉落在地上，食物散落一地。
李三顺负气之下，便回报慈禧太后，说午门护军无理取闹，不但不让他们出宫，还故意打翻了送往醇王府的食盒，连自己也挨了打，一点都不把太后放在眼里。正在病中的慈禧本来就心情烦躁，听到这事后立刻肝火上升，当即打翻了正待吃的药碗，大骂道：“这帮兔崽子，我还没死，就敢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
随后，慈禧立刻派人去将慈安太后请来，哭诉她被人欺负，口口声声说要是不将这几个护军杀掉的话，她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见慈禧发此盛怒，只好将此事交给刑部处理，并亲自交代刑部尚书潘祖荫，要将护军玉林等三人斩首。
潘祖荫不敢怠慢，随后便召集刑部各司最精干的、人称“刑部八大圣人”的八名官员一起审理此案，但这八人经审理后均认为护军无罪，于是他们上报潘祖荫说：“既然交给刑部处理，那就应当依照大清律例，如果太后非要杀之，本部不敢与闻。”
慈禧接到这个处理意见后，更是气得两眼发直，她随后带病召见了潘祖荫。在召见过程中，慈禧捶床痛骂，又哭又叫，几如村妇骂街，潘祖荫被骂得冷汗直流，不敢做声。回去后，潘祖荫只得下令重判，玉林、福祥被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并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圈禁五年，著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交部严加议处。
这个处罚结果出来后，朝中很多官员议论纷纷，认为对护军等人处罚过重而对太监却不置一词、过于偏袒，这样只能助长了太监们的气焰，以后流弊无穷。
这时，朝廷中的“清流”官员首先站了出来，为护军抱不平。这里所谓的“清流”，指的是同治、光绪年间清廷中的一批言官，他们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相标榜、以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权臣、指斥弊政而闻名。这些人大都是出身翰林或者御史，每遇应言之事则一拍而起，声讨纠弹，相互呼应，时人又称之为“清流党”。由于这些人大多是没有实权的言官，慈禧为牵制恭亲王奕訢和地方上的汉人实力派，也有意纵容他们作为平衡力量。正因为如此，同治、光绪年间那些“清流党”争相弹击，言辞凌厉，成一时之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