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我主要是搞情报技术分析的。在坐的先生中有几位曾经同苏联对手打过交道，他们比我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要我回答，我认为他们会通知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理智的做法。按照我们的标准，我并不认为苏联人是完全理智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智标准。如此危险的赌搏他们也是不会干的。”
“谁也不会。”总统说道，“还会有别的可能吗？”
“可能有几种情况，先生。可能这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目的是检验他们能否在接到命令后立即掐断我们的海上交通线和看我们能否立即作出反应。但是我们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的秋季海军演习‘红色风暴’刚刚结束，再说他们现在动用的全部是核潜艇，似乎没有柴油发动的潜艇。显然这次行动需要快速舰艇。实际上，每年这个季节他们通常是不举行大规模演习的。”
“为什么？”总统问道。
福斯特上将替瑞安作了回答。“总统先生，在这个季节里那一带的天气极为恶劣，就连我们也不在那样的条件下安排演习。”
“上将，我好象记得北约组织刚刚举行过一次演习，”佩尔特反驳道。
“是的，先生，是在百慕大以南，那里的天气可要好得多。整个‘漂亮海豚’演习除了反潜部分在英伦诸岛海岸外进行，其他都在大西洋我们一侧进行。”
“好了好了，还是接着谈苏联舰队还可能要干些什么吧。”总统命令道。
“先生，这绝不可能是一次演习，很可能是真的干起来了。这可能是对北约组织发动的一场常规战争的序幕，第一步是封锁海上交通线。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取得了战略突袭的全面优势。但是，现在他们却这样明目张胆地调兵遣将，这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给予迎头痛击，这岂不是把已经得到的优势又白白扔掉了吗！而且，苏联的其他兵种也一直按兵不动，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合行动。陆军是这样，空军除海上侦察飞机外也是这样，太平洋舰队照样在进行例行的训练。
“最后一种可能是企图进行一次挑衅或者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某种声东击西的目的。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行动仍然不合情理。在通常情况下，单纯的挑衅是不会在人家前院进行的。总统先生，大西洋现在还是属于我们的。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冰岛、亚速尔群岛以及我国整个海岸线上都有我们的基地，而且大洋两岸有我们的盟国；只要我们决定这样做，我们就能在整个大西洋上空建立空军优势。虽然他们的海军在数量上很庞大，而且在某些重要地区也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指挥能力却不如我们，至少目前还赶不上，更不用说现在又是在我们的海岸外。”瑞安喝了一口水。
“所以，先生们，眼前的情况是，一艘苏联导弹潜艇正在海上，而两大洋上的其他导弹潜艇却全部返港，他们的海上舰队接到命令击沉那艘潜艇，并且冲我们这个方向追来。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情报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这艘潜艇上共有多少官兵，博士？”总统问。
“我们估计有110个人左右，先生。”
“也就是说，这110个人同时决定叛逃到美国来。这个想法可不赖，但是不太可能吧，”总统不无讽刺地说道。
瑞安早已料到会有这个问题。“这有先例，先生。1975年11月8日，苏联一艘‘克里瓦克’级‘前哨’号导弹驱逐舰，企图从拉脱维亚的里加逃往瑞典的哥得兰岛。舰上的政治委员瓦列里?萨布林带领了一伙造反士兵把军官们全部锁在船舱里，开足马力冲出码头驶向大海。叛逃差一点成功。但是，苏联空中和海上力量的配合攻击，迫使他们在离瑞典领海还不到80海里的地方停止了航行。再有两个小时他们就可大功告成了。萨布林和其他26名水兵经军事法庭审判后，全部枪决了。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也收到好几起苏联舰只，特别是潜艇发生兵变的报告，1980年，苏联一艘E级攻击潜艇在日本海岸外浮出水面，舰长声称艇上失火。但是我们和日本的海军侦察飞机拍下的照片都看不到浓烟或从潜艇上抛出的任何被火烧坏的残物。然而，艇上人员的伤势却充分证实了艇上发生过暴乱的事实。近几年来，类似这样的报告我们收到过好几份，我承认这次事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并不是绝无先例的。”
福斯特上将把手伸进上装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带塑料吸嘴的雪茄烟，在点燃的火柴后面，他那两只眼睛闪亮着。“我说各位，我差不多相信是这回事了。”
“那好，把你的理由说给我们听听，上将，”总统说道。“因为我还不相信。”
“总统先生，指挥兵变的人大多数是军官，而不是普通士兵。原因很简单，士兵不会驾驶舰艇；而且，军官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和文化程度，知道叛乱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苏联海军中，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那么，这次为什么就不会是一群军官在干呢？”
“艇上的其他人都会跟他们走吗？”佩尔特问道。“而且明知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会有好下场也置之不顾？”
福斯特一连吸了几口雪茄，说道：“你下过海没有，佩尔特博士？没有吧？那好，现在让我们打个比方，假设你现在搭乘‘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游船作全球航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见游船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但是，你知道船的准确位置吗？你不知道，你知道的都是当官的告诉你的。当然喽，如果你懂一点天文知识，你也许能估计出你所在的纬度，误差不超过几百海里；如果善于观察而且还懂得一点球面三角学原理，你甚至还能估计出你所在的经度，误差也不会超过几百海里。我说的没错吧？这些就是你可以在船上看到的。
而这帮人是在潜艇里，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如果有几个军官，哪怕只是部分军官，干了起来，那会怎么样呢？艇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艇上人员怎么会知道呢？”福斯特摇摇头。“他们不会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连我们的水兵，虽然受到的训练比他们要完善得多，也不可能知道。别忘了，他们的水兵几乎都是应征入伍的。一登上潜艇，就同外界完全隔绝了。除了极低频和甚低频通信，其他无线电通信都不起作用，而且电文全部是加密的，必须通过通信军官，所以，通信官必定参与此事，导航员也一样不可少，他们和我们一样，使用惯性导航系统。我们从夏威夷海岸外打捞出来的那艘G级潜艇上得到的就是这种导航系统。这种导航系统使用的数据资料也是加密的。导航员的助手把仪器上的数字读出来，由导航员在密码本上译出实际的数据。红军中陆军使用的地图属于机密文件，这在海军中也是一样。士兵看不到海图，而且又不允许他们打听舰只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导弹潜艇上尤其如此，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这些潜艇兵都要干自己的工作。你到了海上就有你的一份工作，你就得完成。在俄国潜艇上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至18个小时。这些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受过的训练非常简单，学会一两项工作就匆匆出海，而且要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苏联人的训练办法是死记硬背，尽量不让他们独立思考。所以，每当舰艇大修时，抄家伙干活的反而都是军官。当兵的既没有时间也不习惯向军官打听他们在干些什么。你干你的事，别人也干他的事，各尽其职。这就是海上纪律的真正含义。”福斯特在烟缸里掸掉了烟灰。“先生，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把军官们争取过来，不一定全都争取过来，事情就可以成功。争取十几个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召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要容易得多。”
“会容易一些，但是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丹。”希尔顿上将提出了异议。“再说，艇上至少总有一名政治委员，再加上几个情报机关安抽的‘鼹鼠’。莫非你真的认为一个党的驯服工具也会干这种事吗？”
“为什么不可能？瑞安刚才说了，那艘苏联驱逐舰上的兵变就是由政治委员领头于的。”
“没错，可是从那以后，苏联重新调配了各舰艇的领导。”希尔顿并不示弱。
“就连克格勃分子还不断地叛逃到我们这边来呢，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福斯特回敬道。显然，他倾向于同意俄国潜艇叛逃的分析。
总统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对瑞安说：“瑞安博士。你的分析已经使我信服了，从理论上讲那是可能的。现在你说说，中央情报局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这件事？”
“总统先生，我是一个情报分析人员。而不是——”
“我完全明自你是干什么的，瑞安博士。你的报告我看过不止一遍了，看得出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瑞安连穆尔法官也没有看上一眼就脱口而出：“紧紧地抓住她，先生。”
“就这些？”
“当然不，总统先生，也许不那么简单。不过，拉米乌斯可能会在一两天内在弗吉尼亚的某个海角外浮出水面，要求政治避难。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瑞安看到在坐的头头们都点头同意，终于有人支持了。
“这下你可惹出麻烦来了。”总统和蔼地说道。
“先生，您要我提意见的。事情可能并不象我说的那样简单。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正向我国海岸驶来的A级和V级潜艇打算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建立一条有效的封锁线。”
“封锁，”总统说，“这个词可难听。”
“法官，”希尔顿上将说道。“我估计，你当初一定认为这是一个假情报，旨在暴露为你提供这份情报的高级谍报人员，对吧？”
穆尔法官淡淡地一笑，说道：“这样想过，上将。如果说这是一场骗局，那可真是一个杰作。是我们告诉瑞安这个情报是可靠的，让他在这个前提下作了今天这个情况介绍。如果情报不是真的，由我负全部责任。”瑞安默默地祝福：上帝保佑你，法官；但心里不禁又在嘀咕这份“柳树”情报来源究竟隐藏在什么样的金字招牌底下。法官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先生们，无论我们的分析准确与否，我们对苏联人的这次行动必须有所反应。”
“有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结论，法官？”总统问。
“有，先生，我们正在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