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这一情绪无法被传染和强化取决于如下因素：当某个人的恐惧表现出来时，立即遭到他人的语言、行动压力。自身的负罪感（恐惧违背了他作为群体一员的自我认同）和害怕群体的惩罚使他倾向于压抑这一恐惧。而他对恐惧的压抑对于那些想表现出恐惧情绪的人又是一种道德压力。这样，基于个体的心理生存，在群体中潜伏的恐惧很可能会改变方向，变为愤怒。而恐惧得到传染和强化则取决于：借助于与群体属性（群体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人”的集合，而总是某“类”人的集合）无关的人与人之间人性或“人”这一存在属性的心理联系，一个人的恐惧所暴露出来的个体孤弱无助的命运会迅速让另一个人看到自己相似的命运，进而生存本能也被激发，他也体验到了恐惧。他的恐惧情绪的外露（或表现）因第一个人对于恐惧的表现（这种表现没有马上受到惩罚）而得到了合法化的确认，而这种恐惧本身恰恰又是对第一个表现恐惧情绪的人的一种支持，一种合法化。这就样，恐惧在群体中经过“人际互动”，就得到相互传染和相互强化。群体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迅速消失，群体宣告瓦解。

六

行笔至此，我们已在理论上揭示了“群体行动的逻辑”。可以说并不复杂。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要对本文开头的问题作出解答的努力时，却发现要给出一两个答案并非易事。

原因在于，枪响前，个体的行动没有受到生存本能支配，他只是作为一个“心理人”在行动；而在枪响后，个体不仅受制于他与群体的心理联系，受制于生存本能，同时还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而由于每个人的行动所承担的风险并不平等（游行队伍里冲在前面和位于后面的人，他们对行动的风险预期根本不同，而且在枪响后后者仍可以表现出那些会带来危险的语言行动，但危险却强加给了前者），我们便无法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每个人。我们发现了可以影响个体行动的诸多变量，比如对群体的认同程度、生存本能、他人行动的影响、个体对信念的持守程度、特定情境中他对危险性的评估、个体的性格特征、每个个体不同的风险担当，等等，枪响后，他所采取的行动，无论是什么都可以视为这些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先来看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对于他的行动的影响。也许不难想像，在一个异质性群体里，如果冲上去只是找死，那么估计很多人不会再前进一步。在排除后面并不承担多少风险的人的行动压力的情况下，冲在前面的人如果看到身边的伙伴中枪倒地，而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甚至也不属于同一组织（比如同是工会会员），那么他不敢再冲上去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在他的心理背景中，这个人在他的“自我”中并不占多少分量，甚至根本就没有分量，因此，他选择止步或逃跑很难威胁到他的心理生存。他哪怕再勇猛、再鲁莽，只要他并不想自杀，都无法对抗生存本能。而如果他对信念的持守没有达到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程度，生存本能也会把他从丨警丨察的枪口下拉回来。

与此不同，在一个同质性群体里，一个人的死会引起其他人的巨大反应，因为他们的心理生存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亲戚团”里，一个人的死完全可以激起一种复仇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很有可能让群体中的人战胜死亡恐惧。个人的性格特征将在他的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人行为的影响将使冲在前面的人的行动瞬间爆发。危险可能已不再被评估，因为此时最危险的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在“亲戚团”这样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里，群体往前冲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紧密的信仰团体（比如某个视信仰如生命的宗教团体）中的个体往前冲的机率也非常之高。他们虽没有血缘关系，但具有强烈的信仰联系，而这一信仰已化为他们强烈的情感。不往前冲，他们要承受他们所信仰的神的谴责。具有情感联系的同质性群体在危险未来临时完全不可能被解构成一堆社会原子，危险来临时被解构的可能性也不大。在这类群体里，密切联系群体的心理钮带（无论是血缘关系所带来的道德责任还是对神的信仰所带来的道德责任，以及相伴而生的群体情感）已充分内化，以致抹去了一切外在约束的特征。在危险来临时，它远比那些依赖外在权力约束的群体在心理上强大得多，这就更别提那些因偶然的原因临时拼凑成一个心理群体，危险来临时就“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乌合之众了。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风险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情况可能又不一样。我们知道，在群体中，冲在前面的人与处于后面的人的处境根本不一样。前面的人面对的是丨警丨察的枪口，他的行动直接决定丨警丨察是否再开枪。而处于后面的人并没有面对丨警丨察的枪口，他的行动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前面有人帮他挡子丨弹丨。因此，他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他已把这一责任转嫁给了前面的人。而且，他还可以用自己的行动给前面的人施加道德压力（尽管前面的人也可以用行动给他施加道德压力，但这一道德压力对他来说可以轻易承受，因为他的行动没有多大风险）。前面的人同时要承担自身的行动和后面的人的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而且他还要承担后面的人由语言、动作等所传递而来的道德压力。如果这种道德压力足够大，比如说后面的人一直在高呼“血债血还”之类，怒吼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甚至顺手拿起了丢弃的砖头作出冲上去的姿态等，即使死的人既非他的亲戚也非他的教友，他也很可能会冲上去，以寻求解脱。而他的往前冲又会给后面的人施加道德压力，为寻求解脱他们也很可能跟着往前冲。当然，在人们看来这并不叫做寻求解脱，而是视为勇敢。

当然，也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后面的人先害怕了。前面的人因后面的人的害怕而解除了道德压力，生存本能就会强烈地起作用。而他的害怕又会传染给后面的人。恐惧情绪相互传染和强化，人群顷刻之间四散而逃。

以上只是理论的分析。“群体行动的逻辑”冷酷地揭示：除了人们所认同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已经过内化而成为个体的“自我”的一部分）作为心理背景对于群体行动起作用以外，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竞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体心理学家注意到了前者，而后者则被他们忽略了。并非一定要设定一个特殊情境才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一点，但如果没有这一情境的刺激，我们可能更容易放过对那些主宰个体的心理机制的梳理。也许必须强调：即使在一个最亲密的团体中，在心理上人们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无意识的残酷的心理较量。每一个人都要谋求心理上的生存，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铁律，在被领袖催眠和“自我催眠”的群体中也不例外。

事实上，重视人的心理背景和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竞争，我们完全可以对人类一些看似奇怪的行为作出解释。比如，一个人会莫明其妙地以语言攻击另一个人，但被攻击的这个人并不认为自己得罪过他。事实上，他不知道，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攻击者的一种得罪。事实的真相是：被攻击者的存在方式与攻击者当年（或许是在学生时代）的存在方式一模一样，但后来攻击者因利益等原因背叛、扼杀了当初的“自我”。为了合法化这种背叛和扼杀（特别是这种背叛和扼杀已经紧密地与利益联系起来，而在心理上对当初的“自我”的体验和认同则有让这种利益失去的危险），攻击者必须彻底非法化那个当初的“自我”，并防止它再次出现。然而被扼杀的“自我”并没有完全死去，它在黑暗的无意识地下室里仍在谴责这一行径。故而，当被攻击者出现时，攻击者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初那个被背叛和扼杀的“自我”，犹如他的过去已经复活，并对他进行道德拷问，使他为利益而建构的那个“自我”瞬间崩溃。因此，他必须单方面地与被攻击者进行一场心理较量，借助于对后者的攻击而攻击过去的“自我”，使自己现在的“自我”在道德上获得正当性，谋求心理上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