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四大快人心

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传到九院的时候，很多人将信将疑。

记得那天在开封赶场，我和郝，还有老工人马师傅，在三岔路口，一边“守株待兔”——等老乡的鸡蛋，一边议论这件事。

“听说江青被捉起来了，捉毛远新时，他持枪拒捕，被当场枪毙了。”郝说。

“不可能。”马师傅说：“主席刚逝世几天？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真的，消息来源很可靠。”郝说。

“都是谣言！”马师傅（老工人）肯定地说：“如果说，江青下令，把叶剑英抓起来了，我倒觉得可信。你们想想，江青是主席夫人，相当于皇后，谁敢动她一根毫毛！”

大家还是老样子，坐班车上班，骑自行车赶场，表情依旧。

为什么有这种态度？

我的分析，原因有二，一是被“二赵”整怕了，对政治话题有一种恐惧感；二是弄不清北京的事，这些年，“政治骗子”也多，究竟怎么回事，还是等等看吧。

又过了好些日子，看来。“四人帮”确实完蛋了，大家的表情才露出了喜悦，情绪放松了很多，说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批判四人帮，当时的文章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更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对郭老的诗歌，我尊崇的是他三十年代写的，如《女神》、《凤凰涅槃》等，解放后，我看过他的一些诗，总觉得诗味不足，过于政治化。

有人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同学写作文，抄了一首郭老的诗，语文教师看后，给了个60分，刚及格。这位同学不服，拿着原著找到老师，说：“郭老是大文豪，他的作品，在你这儿，才值60分？”老师无言以答。

其实，郭老对自己的诗，也不是很满意，他给一个中学生写过一封信，有这样的几句话：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这首《水调歌头》，按照林母的观点，有骂人的话，美感是差一些，从文学角度看，不能算优秀的作品，但是，确实表现了大家对“四人帮“的痛恨之情，骂得挺过瘾。

后来，他又写了一篇散文《科学的春天》，也很鼓舞人心。

说实话，我对郭他在文丨革丨前后的表现，很不满意（原因恕不详述），但这两篇作品，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毕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非还是清楚的。”我想。

大多数人，都有软弱的一面。在那种特殊的时期，在淫威和高压下，不能要求每人都像老舍那样，宁折不弯。

以四人帮的覆灭为标志，历时十年的“文化***”终于画上了句号。

文丨革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空前绝后的，它的起因，过程，后果，教训，都很值得研究，巴金老人生前曾建议，设立《文丨革丨博物馆》，让世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窃以为很有必要。

当然，这也是自己的一孔之见。

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三所已经有了电视了。在院机关后面的小山上，竖起了电视转播塔，所里给每一个生活区，配置了一台电视机。

这一来，又出现了新的景象，每天晚饭后，大家都搬着椅子、凳子之类，聚集在大院子里，观看电视。电视机很小，看起来很费劲，一个个伸长脖子，如鲁迅所言，像被提起来的鸭子。

看电视，有瘾，特别是有些连续电视剧，如《加里森敢死队》、《敌营十八年》、《大西洋底来的人》之类，看上一集，就欲罢不能，于是，孩子们放学后，第一项任务，就是搬椅子，占座位，为了座位，有时候还打起架来。

那时候，家庭电视很少，因为电视机的价格太贵，一般人承受不了，三所的个人电视，最早要算邹组长了，她可以坐在家里，一面喝茶，一边看电视，让大家羡慕不已。

后来，工会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来一批电视，14吋，彩色，松下产的，每台1200元，可以分期付款，每月付50元，两年付清，从工资里扣。

当时，老家来的，工资较高，大学生是90元，中专生70元左右（221的人，到了四川，地区差没有了，工资也少了不少），要买电视，还是有些为难。

我当时不主张买，但陈却坚决要买。

“文化生活，和吃饭一样重要。山沟里，尤其重要。”

这件事，传到我母亲哪儿，她吓了一跳。

“太贵了，我这套房子，才700元呢。”

第一次在家里看电视，我们都兴奋的不得了，一直看到最后，屏幕上出现一片雪花为止。

审判四人帮，我们也看的津津有味。

张春桥一言不发，姚文元和王洪文比较老实，江青最为嚣张，各有各的特点，想想当年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现在竟成为阶下囚，不免也有些感慨。

有一天，雷和郝一起来我家看电视，他们两个是同学，一直关系不错。

看到审判江青，郝对雷说：

“你坐牢，有一条就是对江青不敬，是不是？”

“是啊！”雷说：“我说，她是个戏子。”

“你现在骂她两句吧，出出气。”郝说。

“现在，我不想骂她了，想想，她也是挺可怜的。其实有些事，不能只怪她。如果没有后台，她有那么大的能量？”雷说。

“白骨精，不怪她怪谁？”陈气呼呼地说：“你看她的样子，一点认罪的意思都没有，我看，就该枪毙！”

“对，对，该枪毙。”雷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