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出院后，我们举行了婚礼。我和陈商量，决定一切从简。来宾只请了四个人：江、谢、邹、何。婚宴就在家里举行，吃水饺。

那天晚上，来宾们兴高采烈地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像过年一样，其乐融融。因为都是好朋友，大伙说话随便，气氛融洽，很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小谢更是兴奋异常，她从山上采来了一束色彩斑斓的野花，插在瓶子里，给小屋平添几分亮色。

热气腾腾的水饺端上来了，大家刚要开吃，有人敲门，谢打开一看，惊得直往后退：韩书记和吴所长，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魏，你不够意思啊，这么大的事，竟然瞒着老朋友！”韩书记一边说，一边走到桌边，拿起一个水饺，扔到了嘴里：“味道还可以，老吴，不能白来啊，吃一个！”

大家都站起来，给他们让座。

“人家不请，我们可不敢坐。”

“请坐，请坐！”陈有些紧张，连忙让座。

“两位领导，”我说：“我不请你们，自有我的道理，你们应该理解。”

韩书记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怕，我们来，代表个人，不代表组织，谁愿意放屁，就让他们放！”

韩的粗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婚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我的后顾之忧解除了，看书思索的时间明显增多了，课题研究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陈依然忙碌，但心情好多了，脸上有了红晕，身体也渐渐丰满起来。

令我欣慰的是，她的脾气也有所改变，见到不顺眼的人，再也不骂“二赵的狗”了，有时候，不同观点的邻居，发生争执，她还主动前去劝解。

她的学习热情，也被我激发起来。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本英语杂志，她拿起来，翻了翻，说：“魏，真羡慕你，你说，我现在学英语，还来得及吗？”

“怎么来不及？毛主席比你老多了，还学英语呢！我爸爸，老英语迷，七十多岁了，还订了一本《英语学习》杂志，每天必看。你真想学的话，我来教你！”

“好，我一定学。”她高兴地说：“学会了，我们在家里，就不说中国话了。”

“为什么？”我感到惊讶。

“别人听不懂，利于保密啊。”

我笑起来：“行啊，你还发明了个新用途！”

不久，国家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曾经高喊“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然而话音未落，就真的被“第二次打倒”了。他的“全面整顿”被毛主席批判为“右倾翻案”，他的“永不翻案”的声明，被主席斥为“靠不住”。

国防科委的“头”，张爱萍将军，作为邓的“四大金刚”之一（好像还有万里等人），也被打倒了，“整顿”三所的韩书记，自然也就成了上挂下联的批判对象，在批判者的口中，他算不了大人物，是个可怜的“小爬虫”。

此次运动，在北京由“梁效”发动。所谓“梁效”，就是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大批判组的化名。绵阳市有个“清华大学分校”，紧跟北京的步伐，率先贴出了很多“批邓”的大字报，成为川北地区批邓的带头羊。

九院职工，奉命前去清华分校参观学习，回来后，照葫芦画瓢。三所在情报室大院，竖起了几根立柱，钉上草席，搞了个大字报专栏，让大家“批邓”。

科研生产也暂停了，大家开会，读报纸，学文件，开批判会。刚刚开始运转的科研生产秩序又停了下来。

我经常去情报室查资料，大字报专栏是必经之地。

我发现，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人们普遍不感兴趣。

大字报栏冷冷清清，基本没有人看。偶尔有单位排着队来，也是走走过场而已。有几个小孩，把大字报撕着玩，一会就撕了一大片。这在以前，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不得了，可现在呢，人们却置若罔闻。

有一次，我回315，看到郝和訾正在调试设备。

“你们怎么不去批邓啊？不怕犯错误？”我问。

“力气都用完了，实在批不动了。”郝有气无力地说。

“批什么？莫名其妙！”訾愤愤说。

（一七九）捉奸报复

韩书记虽然被批，但未被撤职，还在主持党委工作，只是不敢再大张旗鼓“整顿”秩序了，说话也谨慎了许多。

韩书记的助手，一位姓耿的副书记，却被一帮军工揪了出来，在所内轰动了一阵子。他的落马与广播站有关。

所广播站，位于乙区招待所的三楼，归宣传部管，主要是政治宣传，广播有三个时段，早晨起床后开始，转播中央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中午、晚上是自编节目，大部分是配合形势，播放一些职工写的稿件。

当时，通讯很不发达，所里有什么事情，不管是通知，公告，启事，还是停电停水，找人开会，电影预告，都要通过广播，广而告之。广播站有专用线路，与乙、丙、丁三个生活区的几个大喇叭相连，声音很大，除了聋子，没有人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