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他来青海的？”老毕说。

“他来青海了？我不知道啊！”我有些茫然。

“不但来了，而且凶得很，要和我们算账呢！”老毕气愤地说：“他这样的脾气，要吃大亏的，你以后要好好教育他，让他学会尊重领导。”

我们家兄弟三个，我排二，哥哥在一中教化学，弟弟在县印刷厂当工人，和素文是同事。

后来，我才听说，因为我长期没有音信，母亲思儿心切，每每落泪。弟弟从小崇拜我，也很孝顺，看到母亲的样子，便决定亲自来青海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

弟弟来千里之外找我，自是费了不少周折。

家里只有我在221的信箱地址，弟弟来到西宁，拿着信封，到邮电局查询，被告知这个信箱不在西宁，在哪里？邮局不肯说。

“要是能说，还用信箱干什么？”工作人员说。

我弟弟赖着不走，非要问出个究竟，那人无奈，让他去小桥外面的胜利街，说那里有个办事处，是这个单位的，你去问问吧。

到了九院办事处，接待员看看弟弟手里的信封，说你等着，我给你查查。

过了好久，接待员出来了，说：

“你二哥已经不在这个地址了。现在在哪儿，我们查不到。”

弟弟到处碰壁，只好在西宁大街上乱转悠，遇到人，就打听，但多数人听了，不断摇头。

“这种单位，要来，必须事先联系，他们派人接你。你这样瞎撞，不会有结果的。”

“二哥已经一年多，没有一点音信了，给他写信，从来不回。”益说。

“这就不好办了，你还是先回家等等吧。”

我弟弟有股倔劲，千里迢迢地来了，没有任何结果，回去给妈妈怎么交代？妈妈不是更伤心吗？再说了，二哥是有单位的人，又不是一个人在荒漠探险，怎么能说失踪就失踪，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在西宁转悠久了，真得找到了线索，有人告诉他，杨家庄有个家属大院，听说就是海晏保密厂的。

我弟弟来到杨家庄，找到了学习班的的军代表。军代表告诉他，你二哥是在这儿，但他有严重问题，已经隔离审查了，你不能见他。

“为什么不能见？劳改队，死囚犯，都可以见家属，凭什么不让我见？”

“不行，问题没有搞清，不能见。”军代表严肃地说。

“我就要见！”弟弟瞪大眼睛，斩钉截铁地说：“见不着二哥，我决不回家。”

那位领导见我弟弟态度强硬，也怕出事，就把他带到专案组，让他和老毕商量。

老毕开始也不同意，我弟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你敢！我先把话撂在这儿，我不但要见，而且，我还要检查一下二哥的身体，如果你们伤害了他，我绝不罢休！你们谁干的，我找谁算账！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毛主席说了，依靠工农兵，我就是老大——工人！我也当过兵，毛主席的红卫兵！”益指着军代表：“别看你穿着军装，资格比我差多了！”

最后，军代表和专案组商量，并请示了军管会，让我们两个见面十分钟，还得派人在旁边监督。

我们两个在一间办公室里见面了。

益见到我，立刻拉着我的手，泪流不止。然后，他放开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二哥，他们打你了没有？”

我摇摇头。益的眼里含着泪花，说：“那就好。”

我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又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禁百感交集，但我告诫自己，必须控制自己，给弟弟一个好印象，这样他回去后，父母才能放心。

“我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爸、妈，身体都好吗？”

“都好，就是想你，想得厉害。”益说：“对了，告诉你一件事，妈这次白内障手术，做得很好，看东西清楚多了。”

“在哪儿做得手术？青岛？”我问。

“什么青岛？北京啊，同仁医院，最好的眼科医院了，二嫂联系的，你不知道？”

“二嫂？”我突然懵了：“林？”

“对啊，她没写信给你？”益突然醒悟，说：“对了，你现在收不到信。是这么回事，林给素文来了一封信，让她陪着妈妈去北京治眼睛，还汇了钱来。到了北京，一个姓黄的女同志接待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可惜，她们都没有见到二嫂，说是工作忙，脱不开身。”

十分钟，转眼间就到了。

据说，益临走前，对老毕威胁了一番：“我二哥现在好好的，交给你了，你审查可以，不许打骂体罚，不准搞逼供信，我在北京，在中央，都有朋友，你要是敢胡来，我二哥身上少了一根毫毛，就跟你算账！”

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弟弟走后，我回到囚室，感动和羞愧一起涌上心头。

母亲的眼病很多年了，近几年越来越重。作为儿子，我一直不当回事，林在重病中，竟然采取行动，替我尽为人子的孝道，真让我无地自容。在精神上，林永远让我仰视，她有一种大慈悲，爱情与友谊的光芒聚拢在她的灵魂上方，甚至压下了死亡。

关于林的近况，我做了一些分析：林，既然能够安排母亲治眼病，说明她病情比较稳定，还有足够的精力，这令人欣慰。可是，为什么她不写几句话，让刘大夫转给我呢？这又让人费解。

一四一文盲购书

坦白大会过后，我的境况有了些改善。

赖渣奉华营长的指示，搬到我的囚室来住了，就是说，我不是单独囚禁了，而是生活在普通学员之间了。当然，我还是被看管的，不能自由行动，赖渣不在的时候，门还是要从外面锁上。

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段，另外三个，江、徐、高，还是单独囚禁着。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明白。

对我的提审也很少了，我的主要任务是和一班的学员们一起，挖防空洞。我无权参加班里的其他活动，如果班里开会学习，我就被锁在屋里，一个人呆着。

很无聊的时候，特别想看书。但是，手头除了《毛选》，什么书都没有。《毛选》内容不少，但已通读几遍了，再读不禁乏味。

原房主糊墙时，贴着几张残缺不全的旧报纸，是我很珍贵的精神食粮。无聊时，在室内转悠一圈，看看、读读，也很惬意。但是，久而久之，报上的几条旧新闻，都快背下来了。

能不能弄点别的书读读？

我想到了赖渣。他和其他学员一样，星期天可以外出，可以到西宁市去逛逛，当然也可以去书店。能不能让他代买几本书呢？

我被隔离后，每月只发30元的生活费，去掉饭钱和必须日用品（牙膏牙刷手纸等）费用，尚有几块钱的剩余。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赖渣说了这个意思。

“买那些玩意干什么？我给你带点吃的吧，西大街的锅贴，挺好吃的。”赖渣说。

“不，我不要吃的，就想要本书。”

“行啊，可我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怎么买？”他说。

“随便拿一本，只要不是《毛选》就行。”我刚说完，马上发现这句话有问题，赶快补充了一句：“我可不是不喜欢《毛选》，我已经有了。”

“看把你吓的，放心，我不会举报你的。”赖渣很聪明。

下午，赖渣回来了，我满怀希望接过书，却有些失望：那是一本《马恩列斯论国家与革命》。

当然，我不能表现出不满意，赶紧拿过来，塞到枕头底下，说：“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过了几天，赖渣发现不对头，说：“是不是买得不对？你好像根本不看嘛。哎呀，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臭，心里不高兴，嘴里还不说，真是让人讨厌！”